時代的遺憾

電影《東京小屋》裡，最教人心有戚戚然的一句，是女主人公的兒子，在垂暮之年的感觸：「在那個時代，每個人都在做一些違背自己意願的事。有一些，是被迫的。另有一些，是自願的。」

「自願地」去做一些「違背意願」的事，聽上來，就很彆扭。但在大日本主義的洗腦下，戰爭的年代，卻變得那麼理所當然。

日本化了的西洋童話小屋，講品味，講設計，還有漂亮的紅色瓦頂。一家三口在東京過着小資產階級的生活，興趣是聽古典音樂。自我感覺極度良好的日本人，對戰爭充滿期待。戰爭必勝，日本萬歲。得悉南京大屠殺開始了，百貨公司爭相減價，國民瘋狂購物慶祝。人人都相信，日本打遍天下無敵手。

然而年復一年，生活愈來愈差，糧水、物資要配給，金屬都不能做玩具，只能做軍備。人們愈來愈不能跟隨自己的意願過活，卻仍然強迫自己自願地相信戰爭。老頭去相親，因為要生小孩，幫國家打杖！女主角有婚外情，千夫所指：「現在是甚麼時候了？還在偷情？」罪不在偷情。而是「這個時候」。人人一廂情願地相信，國家要打杖，我們就只能懷抱國家，不可以有自己。

國仇家恨，淹沒了兒女私情。煙火浩瀚，平凡人需要的，卻只是一所安穩小屋、一斷蕩氣迴腸的感情。太太在小屋中被炸死了，至死不知情同姊妹的傭人，沒有把她的信交到情人手上。傭人的決定，是自願還是違背意願？是選擇還是被迫？誰都不敢說。只知在那動蕩的時代，每個人都因着國家的貪婪，多少背負着罪孽，要用畢生的內疚來贖罪。但最該贖罪的，說穿了，還是戰爭的始作俑者。

歷史這個禁區

「『黑格爾話，世界歷史，就係世界嘅裁判所，如果歷史裡面嘅人，喺錯誤嘅時代做出不合時機嘅決定，就會被歷史懲罰。呢個裁判所係鐵面無私嘅，佢對統治者、對人民，都係公平，邊個做得太早或者太遲，佢一樣會無情咁懲罰。』 二十五年過去，究竟誰被懲罰了？」

看「天邊外」的《禁區廣場》，最大感觸，並不是六四已經過了25年。而是，面對歷史，人人仰天問的那份無力感。

郊區，散落着墓地，所有死者卒於同年同日。地產商來買地發展豪宅，並取名「天安廣場」。他看來跟某些典型香港人一樣，口頭禪是「搵餐晏啫」。他以只有一天生命的昆蟲自比，生存目的，很簡單，就是搵食和交配。不懂歷史，沒有明天，只有眼前。對他來說，哪兒屠過城、死過人，血跡一洗，紅毛泥一蓋，就煙消雲散。

如果不是講起水煙，如果不是講起阿叔，我們不會發現，表面上只在乎錢的他，其實比誰都更丟不下歷史。

今日有錢得可以周圍買地的他，當年穿着一條底褲、抱住一個籃球就游水來到香港。游在後面的阿叔，「卜」一聲，就被解放軍開槍幹掉。阿叔被追殺，因為吃大鑊飯時不懂用純正國語叫口號。當年還是孩子的他，來不及回頭看一眼，就失去了至親。

他說，歷史，「好濕濟」。有些事情，不想記起，未敢忘記。有一些，不想忘記，卻老是記不起。還有一些，一邊想就一邊忘記。

我們對歷史有期待，希望它還人民一個公論。但在公論出現之前，它只是一個傷口，一個禁區。不想觸踫，不要踏足。所以千方百計逃避，最終寧願埋沒良知，沒有良知，就沒有痛。我大膽猜想，今天看來很冷漠的一群，或許都只是療傷期的條件反射？

孩子問

今期熱播：《孩子問：誰還未覺醒》。

「試問誰還未發聲，都捨我其誰衞我城，天生有權還有心可作主誰要認命噤聲……激起再難違背的那份良知和應……」

稚氣的聲音、純潔的眼神，在全黑的背景，心無旁鶩的唱着，看得人動容。被感動的人，紛紛效法。網上每日都有新片段上載，看得人眼濕濕的，反而是那些好明顯完全不懂唱歌、無甚節奏感的大叔，或者走音得離譜的阿姐。平日不敢唱、不懂唱，都要唱。因為，心裡有把聲音，要做點甚麼，要發聲。

愈來愈多人討論，年輕人，甚至孩子，在社運當中的角色。有人質疑，那是政客利用孩子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也有人被打動，連孩子都出來了，成年人還憑甚麼隔岸觀火？孩子本該擁抱快樂的童年，憑甚麼要他們走上社運的戰場，面對社會的紛擾？

黃之鋒在趕去《未夠秤》映後分享會的途中，在電話裡呼籲市民去六四晚會，的士司機問他：「你都未經歷過六四，做咩咁多野講？」他說，我們都未經歷過南京大屠殺，總不成認為它不曾發生吧？

早前，有大專生為了悼念六四，走上街頭「報哀音」。途人一樣指指點點：「六四那年，你幾歲，識咩？」大專生不慌不忙說：「就是你們這些見證過的人，都不出來，我們才要出來。」

在六四紀念館內，我翻着王丹的書，他回應外界對學運領袖的批評。他坦白承認，學生的處理，不夠成熟。但他更想思考的是，為甚麼更成熟的人，沒有走出來？

年輕人不夠成年人老練，成年人又早已遺忘年輕時的熱血。一曲《孩子問》，最奇妙的力量，或許就是，把熱血與老練，重新連成一線。

年年有今日

執筆之時，正準備出發去燭光晚會。

25年，很想做點甚麼。一連幾天，帶着學生參觀了「六四紀念館」；觀看「天邊外」為六四25周年而排演的＜禁區廣場＞；在維園記協的攤檔幫手賣＜人民不會忘記＞的再版書。

25年，代表着甚麼？六四那年，如果你在唸小學，今天可能已有一個唸小學的孩子。六四那年，如果你是個像王丹般的文弱書生，今天大概已是一個中年發福的「佬」。六四那年，如果你正值壯年，今天恐怕已像吾爾開希的父母般，垂垂老矣。而他的父母，上次見自己的兒子，兒子還不到廿五歲。

曾經有學生問過，王丹、柴玲、吾爾開希，是不是那些「好耐之前的歷史人物」？遠近，是相對的。25年，比孩子們的人生還要長。25年，在歷史的長河裡，很短。25年，對於死者的至親來說，渡日如年。25年，在公義面前，也令人有過很多心灰的時候。

遺憾的是，其實我不肯定，這一支白蠟燭，是不是要25年、50年、75年的點下去。感恩的是，沉澱了這些年，白蠟燭的意義，愈來愈清晰。學生問，如果我同意集會的目的，不同意方式，怎麼辦？想去集會，卻不認同主辦者，怎麼辦？如果這樣，但又如果那樣，怎麼辦？

朋友比喻得好，有人死了，我去追思會，我可以不喜歡司儀的風格、追思的形式、搞手的安排……但我不為他們而來，我只為死難者而來，為一個歷史公論而來。一點燭光，目的愈單純，就愈有力量。

不知還要等多久，不想回憶，未敢忘記，唯有薪火相傳。看到平日吱吱喳喳的孩子們，在六四紀念館靜靜看書看影片，一站就是個多小時。我知道，路還遠。但那一點燭光，一定有人守護下去。

要有甚麼才值得甚麼

林鄭司長說，如果香港的文化發展水平跟不上，起好西九，「都係嘥左」。

文化界群起攻之，咱們卧虎藏龍，司長豈不識貨。

辜物論司長是否夠水平去評論文化界的水平，我覺得更值得研究的是，司長的思維：要有甚麼，才值得甚麼。

我們都習慣這樣想的：沒有文化水平，就不配有西九。從政者沒水平，香港就不配有民主。讀書唔成，就不配入大學。

一件事情，要有水平，才值得投資。想清楚，其實那不是投資，頂多是投機，或者消費而已。投資的意思是，就算沒有短期回報，仍然花時間心機去栽培灌溉，等候收割。消費，卻簡單得多。現買現賣，值多少付多少。

所以，那些年運動員被視為垃圾，香港連個像樣的場館都無。忽然港足奪金、單車掄元，來個小陽春，大家又一窩峰關注，香港夠不夠運動設施。你必須先是生金蛋的雞，才配擁有一隻金蛋。

為甚麼怪獸家長，都要孩子贏在起跑線？因為你必先成為十項全能的精英，才配擠身精英輩出的學府。學府揀卒，何嘗不是一種消費？

要先有甚麼，才值得發展甚麼。但不發展甚麼，又何來甚麼？所以，我們只有出入口和金融業。那是先天優勢，多得大陸的封閉。今天大陸開放，老本食完，單一行業撑不住，各方面又因着缺乏長期經營，兵敗如山倒。

有甚麼，是不倒的？本來，是文化。因為，GDP、競爭力等等，都有客觀指標。唯獨文化，經過時日浸淫，是一個地方的身份象徵，獨一無二。文化特色，有時更可演變出軟實力，絕地逢生，帶動經濟發展。香港長期忽視文化發展的重要性，是眼界與管治水平的問題。「嘥左」的，又豈止一個西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