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5月30日星期六

散文不散

人大了,口味轉。

小時候,鍾情五顏六色冰多過水的所謂特飲;何時起,愛上品茶。

十多歲時,翻開報章第一件事看娛樂版;如今年紀翻了一番,先看和例必重看的,是副刊。

看書,以前鍾情小說。由經典鉅著到街頭巷尾十元三本那些,只要還算是個故事,一律有殺錯沒放過。一頭栽進去一口氣看罷,抬頭渾然不知身在何方,最痛快。

人老了,別說再捱不住通宵追看小說,連好好坐下看幾小時書的空檔都矜貴起來。

也不是貪方便才愈發愛上散文的。只是愈來愈發覺,如果看小說是為了借助沈溺去讓情緒排毒,讀散文就是個增新生命智慧的過程。

作家李敖說過,寫文章,只想兩點:寫甚麼,如何寫。

第一點,關乎內容,通常最多人留意。文章「抵讀」,是因為有新資訊。

我對散文上癮,卻是基於第二點。太陽底下無新事,散文高手,卻總有能耐捕捉最細緻的生活點滴。幾百字,見真章。平凡事,寫得爛,看了白看。寫得好,天下平凡人不知凡幾,統統由衷共鳴、深深感動。

看散文,不為光怪陸離的內容,只為行文的風格。讀一篇佳章,如看俠士耍劍、舞者起舞,流麗、瀟灑、跌蕩有致又不落俗套,身為讀者,看得牙癢癢,心忖:怎麼自己有一樣的經歷、卻沒這不一樣的角度?

不幸地,市場卻認為散文不過是跟隨時勢杜撰的隨筆。於是,我總有幸在舊書攤大堆大堆廉價購入這些明日黃花。然而在家中書架,長青的永遠是過了期的散文。每度重看,都有新體會。作者畢生經歷提煉出來的智慧,流露於字裡行間,經過時日,融入成為我的人生觀。生命的智慧,就是如此承傳開去。

隨筆不隨,散文不散,我對此,深信不疑。

2009年5月27日星期三

四分鐘的過冷河

瑞典一項研究發現,出門上班前和下班回家後的四分鐘,是一天中夫婦最易爭執的時間。想深一層,豈止夫婦,這八分鐘,簡直是任何家庭關係最緊張的八分鐘。

曾幾何時,我外遊期間寄住E處,每朝都目睹這一幕:

E暴力地按熄響了良久的鬧鐘,掙扎着爬出被窩,眼半閉着衝進廁所。

距離必須出門的時間還剩幾分鐘,E母貼在門外問:「今晚何時放工?」門內默然,沖廁聲響。「回來吃飯嗎?」沒回應,漱口聲響。「給你盛了湯,喝完才出去?」門打開,二人踫個正着,E仍是一副未睡醒的呆口木臉。

「喂,我在問你,聽到了?」E手忙腳亂在結領帶,頭猛點。「你幹嗎不應我?」E咀裡塞着麵包,左手穿鞋,右手抓起公事包。「喂...」大門一關,E已不見了踪影。「你話丫,你話丫,呢個仔係咪冇鬼用,朝朝唔黑我面唔安樂!」

我想起自家的情況,也差無幾。而且「黑面」事件,下班後一樣發生。小女子不才,走幾層唐樓樓梯,氣吁足五分鐘。家母老當益壯,走百多級樓梯面不改容。同步歸家的話,又免不了上演「心急媽媽與十問九唔應衰女」的一幕。

算來真無辜,「黑面」非因家庭起,卻往往是家庭糾紛的源頭。雖說是小磨擦,但每天早晚各一吵,足教溝通的雅興全消。

早前,友儕間交流與家人的相處之道,有人提及她下班後,必定第一時間梳洗。重點,不在卸妝洗臉大小解,而是偷回一點私人時間,撫平白天在辦公室的殺戮情緒,由「黑面」過度至「歡顏」。現在想來,那請勿打擾的空間,就是調查裡說的關鍵的四分鐘了。

爭吵皆因心急起,一家人一世流流長,何苦扼殺讓情緒過冷河的幾分鐘?

2009年5月24日星期日

絕種了的平衡生活

讀者P將畢業,己有兩份「荀工」在手,分別是爭崩頭的AO和某大公司的見習職位。

兩者,她都有興趣。魚與熊掌,取決於誰能給她更多平衡生活(work/life balance)。她於是來電郵問:「做AO 究竟幾點放工 ?」

我在政府的幾年間,大致都是八至九時下班,非常時期天天7-11,假期也不能倖免。不過,AO每兩、三年換部門,一切還看造化。有前輩就曾好言相勸:幹這一行,「好景」與否,都別「take for granted」。

我不知道P的另一選擇,是否「好景」些。我認識同一機構的見習生,就試過連續60天開工。事後,當然沒補假。最不可思議的是,她曾因意外住了醫院兩個月,腿打了石膏,上半身閒着,於是老闆天天捧着文件來探病,為她「解悶」。

小公司,也不見得工時比較人道。友人之一,去年因受不了每晚OT至零晨三時,九時正又再生觀音似的歸位,毅然辭職。

其後賦閒在家,日日看書聽音樂寫文章做運動學烹飪。埋單計數,連租金在內每月的生活費,不過數千。

她把心一橫,不如少賺一點錢,賺回一點生活,轉戰要求較簡單,工時較固定的職位。八個月晃眼過,仍然失業。無他,大學畢業工作了十年,想返回基本步,她肯做,對方都不敢請。

P在電郵裡說,她快要結婚,婚後希望以家庭為重。事業,要有,但不是生命的全部。她的觀點,我完全同意。不過,合指一算,上班十二小時,交通兩小時,睡八小時,連同吃飯梳洗上厠所的時間,家庭生活,還剩多少?

千金難買半日閒,似乎已注定是這一代打工仔的宿命。我常想,如果稍作減薪可以換取準時放工,用省回的錢多請一批人,是不是對生活質素和失業率都該有些幫助?

2009年5月21日星期四

代表與責任

愈想愈覺得,曾蔭權那關於六四的言論,之所以天怒人怨,已不止是他能否代表香港人的問題。

文明社會,人人有獨立思考,任何人都難以代表另一個人。就算是特首,在國際社會無可避免要代表香港,在香港人心目中,恐怕也不一定視他為代表。

代表,要有授權。曾蔭權以「整體香港人」作擋箭牌,偏偏他就不是「整體」香港人選出來的。「整體」香港人,從沒授權他代表自己。他能坐上這位置,是我們的無奈。他對自己的代表性深信不疑,是他的無知。

不過,自大與無知,罪不至此。要知道曾蔭權這句話說得有多錯,先不用討論他,看咱們的成龍大哥就知道。

與六四的大是大非相比,兒女私情何等微不足道。而成龍的國際形象,向來多多少少是香港人的驕傲。要談代表性,說不定認為成龍比曾蔭權更能代表香港的,大有人在。

然而,當日大哥一句:「我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」,同樣天怒人怨。女人們,痛罵不絕;所有雄性動物,更即時與之劃清界線,嚴正聲明:他豈能代表所有男人!

細心一想,就知道觸動大眾神經的,非因成龍搞大了女明星的肚子(這些事在娛樂圈還見得少?),而是因為他把天下男人拉下水。

情況,就像小學生犯了錯,被老師捸個正着,還大條道理告發隔離位同學:「佢夠有偷睇咯,點解淨係罰我?」

企圖用別人的錯,去淡化自己的錯,是無賴所為。作為特區之首,也要借此下三濫手段,去為自己解困,怎不教人髮指?

曾蔭權在議員們窮追下,衝口而出說了這翻話,愈發令人相信是其由衷之言。如此想來,咱們的特首,何止埋沒良心,是非不分?根本就是個逃避責任的懦夫。

2009年5月18日星期一

別低估我們的在乎

我以前的傳呼機,今日的手提電話,一直都有6489這組號碼。

八九年,我在念小學。政治,我不懂。報紙的報導、電視的畫面,卻歷歷在目。

屠城火光紅紅,手無寸鐵的學生站在軍隊的坦克前,活活被輾過。內地的主播流着淚報導,翌日就不見了,換上樸克臉的主持。

不想記起,未敢忘記。一組隨身號碼,有難以言喻的象徵意義。它就像軟性宣傳,對自己時刻提醒,當日無辜犧牲的學生,還未討回公道。

吾道不孤,朋友中,好幾個都有這習慣。交換電話,一看號碼,眼神一踫,心照了。這些人當年都不過是小孩子,但目睹槍桿子政權下,國家親手屠殺自己的人民,箇中是與非,就算還沒念多少書,都懂。

當年的長輩們,比我們了解更多,天天緊盯着電視邊看邊哭。事發多年,不會刻意提起,但每每念及,仍是刺心的痛。

記得前年六四,議員涂謹申在議事堂上朗讀死者名字,聲淚俱下。我在茶餐廳看電視轉播,全場人管你是長者婦孺、麻甩中年、還是旁若無人的情侶,同時情不能自已看着螢幕。空氣一下子沈寂起來。無奈,都寫在臉上。

我不知道曾蔭權口中的香港人,包不包括這些人。我不知道廿年前他怎樣向自己的孩子解釋天安門的孩子的遭遇。我不知道當年已是高官的他,對國家的殘酷有何感覺。

香港的領導者,沒有明辨是非的智慧,沒有主持公道的勇氣,沒有對人的惻隱,作為不是特首口中那種香港人的香港人,我覺得好羞恥。

唯有阿Q點想,有他這一句激起公憤,說不定今年燭光晚會人數又創新高。時間煞地巧合,就像當年馬力的轆豬理論一樣。歷史,果真會重演,如果我們仍在乎歷史的話。

2009年5月15日星期五

愛的雙面刃

話劇《結婚》剛落幕。這個劇,我看過無數次,仍舊心有戚戚然。那份暖,沒有別的故事能取替。那種酸,同樣入心入肺。

我無法想像編劇橋田壽賀子,在舊日本社會,要鼓起多大的勇氣去寫這個題材。

一家五口,大姊為了養家拚命工作,把終身幸福擱置一旁;二姊由十一歲起負責持家,連學都未上過;三妹努力唸醫科,唯望早日畢業減輕家裡負擔;四妹為了不辜負全家厚愛,努力備戰入大學。單親媽媽,多年來不辭勞苦,只為令一家人「整整齊齊」。

這個家,和諧而親密。悠悠歲月,在飯桌上的歡笑聲、寢邊的閒話家常中流逝。各守崗位默默犧牲,只因相信,你快樂,所以我快樂。

然而,這是不是真正的快樂?一直不計付出的母親,想也沒想過,突然有一天,唸高中的么妹宣布要未婚產子。三妹為了與深愛的法國人相戀,索性缺席國家考試。

破釜沈舟的出走,不因缺乏愛,反而正因為密不透風的愛,令二人背負着沈重的心靈負擔。她們不忍姐姐為自己而犧牲,更不想變成姐姐的翻版。困獸鬥的愛,令被愛的人窒息,迫使二人豁出去自斷後路。

愛,是支持,也是壓力;愛,是保護,也是枷鎖。故事的結尾,母親毅然決定於六十高齡再次出嫁,成就了餘下兩個女兒的自由,重拾屬於自己的人生。

橋田壽賀子,好棒。頌揚「愛」,很容易;批判「愛」,卻非常非常難。她透過《結婚》,提出了最有力的控訴。當我們盲目高舉愛是無私付出和無盡犧牲,往往忘了愛也應包括無條件信任和在適當時候「放手」。

人與人之間,因為有距離,才可以更沒距離。放手讓所愛展翅高飛,才是真正的「你快樂,所以我快樂」。

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

念師恩

小學和初中的母校已屆140周年,找來一群舊生話當年。異口同聲憶及的,都是一些生命中的啟蒙老師。

小時的我,「偷窺」技巧是一流的。裝着聽課,小說卻藏在抽屜裡看,屢試不爽。某天,中文老師在走廊突然把我叫停,說:「你的文章寫得不錯,該是上堂偷看小說日子有功,繼續吧!」我不知她是叫我「繼續」寫作還是「繼續」偷看小說,當場只覺無地自容,此後上課都留心起來。

後來方知,老師小時候曾被學校沒收小說,心深不忿奮發圖強,一度當了作家,出過好幾本書。對於被罰,不知她仍記恨否,反正她的學生如我,就成了最大受惠者,坐享其無限包容,也因此加倍愛上寫作。

母校的學生,外號「番薯妹」,好聽點叫乖乖女,老實點形容就是不吃人間煙火的「一嚿飯」。我作為「番薯妹」之一,自小最討厭社會科。政府架構、世界大事,為應付考試生吞活剝,心卻想,這東西與我何干。

中二那年,來了位新老師。上她的課,書不用念,每次卻要就某時事題目辯論。起初,不知從何辯起。老師卻說,凡事沒對錯,只有不同觀點與角度。於是,堂復一堂,班房裡的思想踫撞,漸漸激發起稚嫩心靈的求知慾。那一年,我像中魔法似的開了竅,直到今日所做的工作,幾乎都與時事分不開。

原來,老師也是母校舊生,當年憑標青成績考進港大社會科學系。豈料只懂讀書的「番薯妹」,在講求靈活思維的環境裡,一下子就給比下去。畢業後回母校執教鞭,自然不想師妹們重蹈覆轍。

老師們用過來人的心情春風化雨,多年後憶起,格外感恩。無以為報,只願今日自己為人師表,同樣可把這份用心承傳下去。

2009年5月9日星期六

情是故鄉濃

天下楊梅一樣花,我信的。旅行這回事,景點多少,地方妥當否,都是其次。人對某處某地的留戀,全因當中的人和事。

不知今日的小孩,喜不喜歡到國內旅遊。我念小學的年代,「返大陸」絕非多數孩子的心水。爬滿蒼蠅的乾廁、放飛標式的隨地吐痰、熱得教人汗流浹背的硬坐火車,光聽都夠嚇人。

那些年,我跟着雙親,拿着一度暢銷的「中國旅遊」雜誌,個個假期自助遊「返大陸」,上述情境,初見嘩然,後來慣了,反而不太在意。時日一久,腦海剩下的,就只有窩心回憶。

第一次遊三峽,我九歲。某日在船上給友人寫明信片,有當地人路過,好奇問我寫什麼,身旁的家父加入閒聊,不覺就聊了一個下午。一見如故的兩家人,長江一別後,竟然信守承諾,信來信往風雨不改。

十二年後,我參加大學交流團到北京玩,每星期都接到他們的問候電話。回程那天,都記不起火車行經武昌還是武漢,反正停站那刻,我從車窗看見他們,正使勁向我揮手,嚇了一跳。衝下車,飛奔來一個熊抱,他們那強而有力的臂彎,加上買來送車的大包小包水果乾糧,把我緊緊埋在懷中。耳邊,響起溫柔的叮嚀。

車再開行,我看着他們的臉漸行漸遠,感覺比任何電影裡的離別場面都虛幻。同行的友人問,這一家三口,老遠乘幾小時車來相見十分鐘,一定是養大你的親人?未回魂的我,哽咽說,不,通了訊十二年的筆友而已。

旅途上的友誼,也講緣份。不過我最深交的,都是「返大陸」建立出來的,大概不是巧合。沒機心的交往,總來得簡單而長久。反照香港那些永遠不兌現的「得閒飲茶」,我還是嚮往大江南北的人情味多一點。

2009年5月6日星期三

迷城索驥

北京友人J的太太來港產子,他問,香港的地圖究竟該如何看?令我想起12年前初到北京,他怎樣教我認路。

J把地圖在空中使勁一揚,攤開擲在桌上,權威地說:「要找地方,先要理解城市結構。在京城,誰最重要?」「皇帝。」「對!所以,紫禁城當然居中。」他手一指,落在地圖正中的故宮上。

「那麼今天,權力中心在哪裡?」「中南海?」「全中!看!它不就在故宮旁?」嗯,有道理。

「故宮在中、日壇居右、月壇居左、天壇在下、地壇在上。有『日月天地』拱照保佑,紫禁城不就安全了?」原來如此。

「路也不難記的,京城全是環路,五環比四環近郊,三環又比四環近市中心。每環再分東南西北,一看地址,就知遠近。」

我看着地圖,覺得故宮有點像擊入湖水的石頭,一環環的路,就是它漾出的一圈圈漣漪。忽然想起,咱們的祖先相信國家就是世界的中心,故命名為「中」國,繼而南征北討,向外逐步擴展版圖。

如此說來,京城的規劃,也許就是這樣的概念了。地圖上的阡陌,蘊藏着一代皇朝的偉大構想,時空交錯,泱泱大國的影子,躍然於紙。物換星移,城市設計卻歷久不衰,國家走過來的路,依舊有跡可尋。

後來,遊歷多了,發現世界各地的規劃,都有其邏輯。例如京都的街,四平八穩,以一條二條三條等順數命名,皆因古時大戶人家各據一方平分春色。又例如在巴黎,由舊凱旋門走到新凱旋門,經過從古到今的建築,宛如走過時光隧道。

我猜,J想知的,大概不是如何認路,而是香港的城規邏輯。可惜,我想不出所以然。放下地圖,我領着他乘地鐵,走兩條斜路再拐幾個彎,到了浸會醫院。

2009年5月3日星期日

Maggie

想寫她,好久了,一直找不到適當時機。

她,原是本版編輯梁佩琪。上月起,同時是逢周日左下角的專欄作者。而我們,都稱她Maggie。

編輯,對作者來說,往往是聽聲不見樣的神秘人。奇就奇在,間中踫上其他作者,三句不離,總提起她。

異口同聲,都佩服她審稿的認真程度。核對資料改錯字等指定動作自不消說,文中小節,她都必仔細消化。

例如我曾提及一句排列成三角形的標語,她就真的試寫再試寫,想像實物的樣子,回電問個究竟,確保文意清晰才出街。

又例如我寫電視螢幕,她就問,是螢幕還是屏幕。因為舊三色電視叫螢幕,LCD就是屏幕。而我下筆時,倒沒留意這細緻分別。

刊登網址,她反覆試click;介紹食肆,她把街名門牌查過一清二楚;某次我寫至愛零食美味米,她沒吃過,就上網找來大堆照片和舊電視廣告再三核實。好些片段,連我都沒見過。

我是夜鬼,有時交稿晚,煞是不好意思,她卻每次都說,明樂,別客氣。我萬謝,她又說,看,你又客氣了。然後火速趕工,之後一個單身女子裙拉褲甩趕尾班車回家。

不過,Maggie令我印象最深的,都不是這些,而是那永遠輕快悅耳的聲音。

大家年紀差不多,偶然會閒聊幾句。初寫專欄時,我告訴她,看見陌生人在讀自己那一格,不免暗喜,她就興奮地答:「哈哈,我見別人打開副刊看,都已經好開心!」

如今,她都加入寫專欄了。見文如見人,感覺跟想像中那誠懇而伶俐的小妮子,完全不謀而合。

我問她,是自薦寫欄的麼?她說,才不,想都沒想過,總編輯恩賜機會而已。

老生常談又如何?真心喜歡自己的工作,用心對待,旁人總能感受到。機會,永遠只為有準備的人而來。

2009年4月30日星期四

這,香港沒有麼?

在北京機場過E通道。驟眼看,跟香港沒兩樣,都是兩度玻璃門搭成的關卡。

大模廝樣插入回鄉卡,第一度門順利打開,耳邊傳來指示:「請把雙腳放在大腳上。」咦?什麼意思?東張西望找解說,忽然瞥見地下貼着一雙營光腳印,哦,明了!

踏上腳印,指示又到:「請面向屏幕。」低頭一看,一塊小鏡照着自己。「請脫掉眼鏡。」照做了,「卡擦」一聲,第二度門應聲而開。

原來,迅雷不及掩耳間,電腦己為入境者拍了照,並核對証件上的模樣,清了關。門外,竟還有個屏幕,對照兩張照片的效果。

我們像發現新大陸般,忘形地擠在門外吱吱喳喳看照片。值勤員也不阻止,只詫異地問了句:「這,香港沒有麼?」

沒有,沒有,憑樣貌過關,真是第一次見。「好玩?」他被我們逗樂了,續問。「嗯!為奧運而設的?」「不,才幾個月,比奧運還要新。」我正欲舉機拍下這玩意兒,他怒目一瞪,方想起這到底是安檢的敏感地,急忙收手。

事後方知,那不是拍照,是瞳孔檢驗,比驗指模更準,深圳都有。大鄉里港燦,小見多怪。

在城內觀光,某宏偉建築足有整條街那麼闊。的士大佬告知,是中石油的辦公大樓(香港人,貢獻了不少吧)。「這,香港沒有麼?」沒有,別說橫跨一條街的大廈,長一點的街都找不到。

車續行,幾棟大廈圍成五角形,由精緻的全透明天橋貫穿着。可以想像,人在上面走,大地在腳下,畏高的肯定心臟病發。當地人卻淡然說:「一般商業樓宇而已,香港,沒有麼?」

北京在追香港的城市發展,其實早已走得更前。我們離開城市追尋遠古氣息,卻已然身處另一個香港。該高興乎?失落乎?

2009年4月27日星期一

天水圍的美麗回憶

朋友當中,不少當過臨時或特約演員,他們口中的電影生涯,負面得很。

「Set機兩個鐘,埋位兩分鐘,得個等字!」「在片場不是賭錢,就是煙駁煙,未做成明星已學壞了!」「咪以為導演好巴閉,發脾氣扮大佬佢就叻!」

好奇殺死貓,他們說得愈嚴峻,我愈不信邪。前年,終於有了第一次機會,在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裡演幾分鐘戲。張開眼睛,看到的又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甫到埗,在殯儀館門口等埋位,有人拉了幾個紙皮箱來禮貌周周招呼我們坐下,回頭一看,不是場務不是攝影師不是工作人員,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許鞍華導演!

許導演話不多,給指示前總先向演員點頭微笑。其中一場,我們來回跑了幾層樓梯,都談不上辛苦,導演卻左一句「唔該」,右一句「辛苦了」,弄得我們都不好意思起來。脾氣,沒見她發過,記憶中她總是點着煙邊睇片邊沈思。

據說經費所限,《天》只有十二天拍攝期。於是,演員連等運到的時間都少了。大家打醒十二分精神一場接一場的拍,不出幾take,都收貨了。

鮑姐最為人樂道那個鏡頭,對着亡夫遺體飲泣,由懷念到悲從中來到嚎啕大哭,都只有三take。淚一拭,妝一補,眼珠兒一碌,又回復平日的開心果look。我們一眾小角,擠在小營幕前屏息看着她層層遞進的演繹。難得可偷師,誰捨得躲在一旁抽煙賭錢講粗口?

《天》的小演員多,我們一有空檔,就玩集體遊戲。談得眉飛色舞的話題,不是片場常聽的有味笑話,而是秦始皇如何統一六國。

事後回想,友人說的片場實況,或許的確屢見不鮮。但再品流複雜的圈子,都肯定有極專業的有心人。如何自處,恐怕只是個人的選擇問題。

2009年4月24日星期五

天水圍的快樂師奶

在電視上看到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囊括多項金像獎,我忍不住歡呼。拍攝過程中的一些溫馨片段,又湧現腦海。

間中參加電影試鏡的我,有幸在《天》中擔演一個很小很小的角色。鮑起靜人稱鮑姐,在戲內也是咱們的大家姐,二哥是高志森,三哥是演過《東宮西宮》的鍾家誠,四妹就是我。

第一晚遇見鮑姐,是凌晨的通告,地點在殯儀館。夜深,飢寒交迫,我看着飯盒內的肥燒肉,再低頭看看自己腰間的豬腩肉,怕上鏡胖,掙扎着吃還是不吃。身旁的鮑姐察覺我的遲疑,噗哧一笑,說﹕「我肥,你又肥,(指着高志森)他也肥,真像一家人,導演選得好!」隨即仰天哈哈大笑。我被她感染得鬆了口氣,大口大口吃起那涼了一半晚飯來。

翌日,由殯儀館移師酒家拍壽宴,平日不戴佩飾的我,被道具耳環夾得耳珠通紅。鮑姐搭着我的肩膊說﹕「傻妹,埋位才戴吧,痛整晚不成?在片場,要懂得照顧自己!」然後二話不說,把咱們「一家人」逐一拉到大堂飲茶。幾十籠點心到了,正遲疑如何吃得下,卻原來都是打包給工作人員的。鮑姐說﹕「他們辛苦了,讓他們先吃吧。」

等埋位閒着沒事,鮑姐就給我們說故事。有人說沒看過相聲,她就即席示範。相聲本是兩人演的,她索性兼飾兩角,表情語調轉換的速度翻了一番。我們笑得人仰馬翻,鮑姐瞪起圓咕碌大眼望過來﹕「對呀!的確是這樣演的,很搞笑!」接着逕自笑得比咱們更厲害。

鮑姐榮膺最佳女主角,眾望所歸。近距離的接觸,更教我明白,要感染觀眾,必先在生活中演活自己。傻大姐式的幽默感、對人的關懷;鏡頭裏外,不獨是演技,更是人生態度的寫照。

2009年4月21日星期二

為什麼要有爸媽才有BB?

這不是一道性教育的題目,更非健教或生物課的內容,而是澳洲某小學的課堂討論。

幾歲的小腦袋,其實對生兒育女無甚概念,不過老師問,就即管試着答。「因為爸媽可以分工合作!」「BB有兩個伴兒好過一個!」「就像造蛋糕需要不同材料!」答案不失創意,又算合情合理。

堂妹自小移民澳洲,她的小學老師每周都出一道奇怪問題,讓學生亂猜一通。例如:若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藍色的,會怎樣?

「顏色單調,世界不美。」「看不出甲與乙的分別,因為有『保護色』。」「製造物品的成本很便宜,因買一種顏料就夠了。」「時時都像看見海和天!」

問的「無厘頭」,答的就更可盡情天馬行空。有些小孩甚至反問:「為什麼是藍色?我喜歡粉紅多一點」

答案,其實不重要;重要的,是思考過程。學生看似亂,卻其實展現出不少生活觀察。

後方知道,該學校「盛產」資優兒,或許多少歸功這些訓練。

近日認識了一位念國際學校的本地生,她的功課,從來沒題目。老師只會每次提供幾篇文章,然後叫學生寫點「類似的東西」。

何謂「類似」,見仁見智。某次,學生獲發幾位名人的日記。有的,照板煮碗記錄一天經歷;有的,看出其成功之道,分享了相關見解;還有一些,被作者的親情和友情打動,創作了另一個感人故事。

沒有對與錯,只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。而學生在汲收、消化和再生產的過程中,不但造出自己的作品,也建立起理解世界的信心。

對照香港的家課,不是填充和配對,就是照抄課文的問答,加上彊化的考核模式,學生怎會不死記硬背marking scheme和操paper?與其批評本地學生沒創意,不如從改革教學方式開始。

2009年4月18日星期六

補習的第一課(下)

上回談及,我替學生補習,解決學術問題是其次,主力訓練孩子的自覺性,而非「硬食」家長的安排。

能掌握自己的生活,才會愛上生活,才有學習動機。我隱隱覺得,自己這種思想,源於小時候的訓練。

我的雙親,一直都全職工作。「陪做功課」這回事,絕無僅有。就算考試在即,都不會陪溫習。他們唯一會陪我做的,是制定溫習時間表。計劃一經敲定,跟不跟從,就貴客自理了。最後考得貽笑大方,都是自作孹。

零用錢,我有,但每年只拿一次。年頭自己做預算,分門別類詳列名目,由父母審批。一經通過,一次過撥款,打後三百多天,只可量入為出好自為之。

買玩具,都有制度。每次默書一百分,可向媽媽換「積分」,夠數才能拿獎品,像用信用卡積分換禮物般。久經訓練,漸漸明白要得到什麼,必先有清晰的目標、仔細的計劃、年月的經營,才會成功。

三餐以外,不備零食。每餐自己盛飯,不准添也不准剩。所以連吃多少,小腦袋都要預先計劃好。耍性子不吃?就餓通宵!當然,這事情於饞咀的我,從未發生。反而每次大碗大碗的盛,結果小一升小二的暑假,暴肥十四磅,至今體重都比同齡女子遙遙領先,簡直是後果自負的最佳例證!

今日回想,我都記不起這些特訓是如何熬過的。不過印象中,自出娘胎便如此,慣了就不覺苦。小孩子適應力強,定了制度,他自然乖乖跟着走(要作反,也只在「建制內」作反)。問題只是,家裏有沒有意識從小培養。

當然,演變到今天,家母又最渴望把這個事事自把自為的女兒,用魔法一叮變回三歲,愛撒嬌愛依賴愛凡事問媽媽好不好。大概天下父母,都捨不得兒女長大。

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

補習的第一課(上)

說也不信,近年替學生補習,第一課,先不是談中英數理化,而是「如何約補習」。


別小看那翻開日曆寫個時間填上內容的動作,大部分大少爺大小姐,十幾歲人,對如何安排一件事情,都沒有概念。


「你打算何時再補?」「唔知。」「下周有空麼?」「忘了。」「放假抽點時間碰面?」「?有假放咩?」


十個學生,十一個學術上都沒問題,真正問題,是欠缺學習動機。家長悉心安排補習,他們就不情不願的來「交人」。


我的殺手鐧,是訂立「約補習」的制度。上課時間,由師生協商,家長不得參與。學生放鴿子,學費就在零用錢內扣。要更改,也一律由學生親自向老師交代。


於是,為免被罰,發夢王的生活中,從此多了一部記事本。每周致電老師,組織與談吐,總得有條理點。橫豎補習逃不過,至少選個好日子。左度右度,不知不覺間,對自己的生活都多了掌握。


至於上課內容,我亦任由學生建議。做遊戲逛街打機,都行,能解釋過去就是。「玩層層疊好麼?」學生問。「好,不過你得先提三個理由,這玩意兒有何吸引?設計者想考驗參與者什麼?」為了玩,平日拿起書就睡的懶鬼,竟然認真研究起說明書,做起筆記來。


這個制度,從不直接應付默書測驗,但運作下去,學生的成績大都改善起來。益發証明,孩子的自理能力,比智商更能影響學習效果。知道自己要學什麼,主動去安排,總沒可能丁點進步都沒有。


乍喜還悲的是,這些規律,本可由生活培養,何必花錢請個補習老師來修正?所以,在補習的第一課,我總是對學生說,有一天你懂得去「約補習」,其實已不需再補習了,因為你己懂自學!

2009年4月12日星期日

珍惜學習

因參演話劇《南北和》,結識了資深前輩余慕蓮。

「魚毛姐」(余之暱稱)教我最敬佩的,不光是演技,而是她曾捐出畢生演戲賺的積蓄,在內地建了一間小學。。

那年,魚毛姐到了貴州。當地,很窮很窮。白米是奢侈品,人們都沒飯吃,只吃玉米。不過,他們不像咱們把玉米一條條烚熟來吃,而是將之曬乾,磨成粉再開稀粥,糧食才耐吃一點。小孩想脫貧,唯一出路是念書,但當地連所像樣的學校都沒有。

魚毛姐掏錢起的學校,給了他們人生首個學習機會。她說,這些小孩每天走兩小時的路來上課,再走兩小時回家,風雨不改不怨累,從不遲到早退。魚毛姐去探訪,用有限的普通話演講,詞不達意,台下幾十雙好奇小眼睛亮晶晶盯着自己,彷彿要在僅僅聽得懂的字裏行間死命汲取養分。那一刻,魚毛姐眼眶紅了。

我邊聽邊對比自己的學生——今日香港的初中生,突然明白為什麼兩者的學習動機差天共地。

香港的課堂,是這樣的:四時半的課,五時才人齊。「對不起Miss,剛才練歌。」「頭先做project...」「剛比賽回來。」五時半起,又陸續離場。「我趕住補習。」「要學畫。」「夠鐘返童軍。」

我忍不住問﹕「怎麼你們明知未下課,又再安排活動?」「媽媽說,這兒早走十分鐘,下一課遲一點,就可以多上一課。」「把下一課改晚點不行麼?」「不,今晚還要學琴!」

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,當學習機會己是唾手可得,甚至充裕得不勝負荷,就只剩下一個「煩」字。

下次,當學校告訴我要帶學生到尼泊爾做外展,或到慕尼黑表演,我會說,不如回貴州一趟,見彼知己,該比十個豪華旅程更令人學懂珍惜學習的時光。

2009年4月9日星期四

不死背書?死不背書?

我覺得,背書,不是問題。死背書,才是問題。那麼,今日的香港學生,「死也不背書」,又是不是問題了?

新高中課程如箭在弦,它標榜「靈活應用,批判思考」,在學生眼中,卻只剩下三個字:「唔使讀」。

過去幾年,我一直在教新高中的「預備班」。英語話劇課,兩句台詞,每句幾個字,排了三堂,仍是記不牢。顯然,非不能也,實不為也。「Miss,新高中,唔係唔駛記嘢架咩?」

於是,我想起小時候,學英文生字叫苦連天,一樣曾經問老師:「做咩要學咁多嘢?」老師沒答,只叫我們打開字典,查看「six」的意思。字典寫着:「one more than five」。查看「five」,它就說「one more than four」。噢,明白了。簡單如數目字,要學得更多,至少要記得一點。記憶,是學習任何事物的必經過程。

後來念化學,我們總搞錯那些水蛇春般長的學名。老師說,若鄰座同學有個極難念的名字,你還是得先記住它,才能交上這個朋友。我們佩服她的比喻,開始領悟,要了解什麼,必先「用心裝載」。

又過幾年,踏入社會工作。我愛每事問,上司卻最愛答﹕「You know nothing , how can I tell you something? 」當頭棒喝多無情,初生之犢只得乖乖回家做足功課才上班。

不過,今時今日,我又的確見到許多學生,用英文由一數到十都有困難。新同學的名字,幾個月後還是記不起。你循循善誘,他還老氣橫秋向你繞以大義:死背書、背死書、背書死。

新高中講求獨立思考,學生要主動探索、組織和運用知識。不死念書,不代表啥都不用記,反之認知和記憶,正正是比較分析最重要的基礎。如果再繼續貶低「記憶」的意義,恐怕咱們的新一代,連學習所需最基本的起步點都沒有了。

2009年4月6日星期一

「菲」夷所思

我家不僱菲傭,經常接觸的,卻多得很。見過最醒目的一個,是疏堂伯婆生前的傭人N。

N剛上工時,廣東話才學了幾個月,卻說得比我學了十多年的英語流暢。遇上新俚語,她即學即用,精準得叫我們姆指直豎。

伯婆家中,放了一部辦公室用的巨形記事本。誰要相約飲茶、逛街、耍麻雀,都得先向N報名,她就像秘書般替主人安排日程打點一切。老人家天天既不愁寂寞,又不用舟車勞頓。

我們的遠近親朋,少說幾百人。N在街上踫見,一口唸出名字,還說得出當中大攬扯不埋的關係。還不只,伯婆子女眾多,行業不一,家裡又各有分工,但每次出了事故,N總能因應情況,第一時間找出最恰當的「對口單位」,化險為夷。

過年時拜訪,我們看見一屋賀年吊飾,掛得既搶眼又有空間感,絕不土氣。原來,又是N的傑作。

聽說,N更是格價專家,為了幾塊錢上落,老遠由北角提着添購的日用品回太古城。我們怕她辛苦,她竟然說當做運動。

偶然,我們在伯婆家作客,N就打包多煮了的食物往我們懷裡塞。精靈的小妮子,從不會搞錯誰最愛她的哪一款小菜。

我常想,如果她留在家鄉,一定有更大發展,不用當僱人。她說不,在家鄉不論如何發展,都不會像現在賺這麼「多」錢。

我說,多得她們,香港人才可無後顧之憂外出工作。她卻說,多得香港,她們才有這麼多工作機會。不平等的社會文化經濟差距,在她眼中竟是恩賜。

我問她想不想結婚,她猛搖頭。她說,多少菲傭胼手胝足在外賺錢,老公則花天酒地包二奶甚至悄悄生一窩小孩,見多了就怕。她的心願,是儲一筆錢,老來回鄉開鋪頭。她說,這樣的人生,最完美。

2009年4月3日星期五

發夢王

今時今日當老師,曳仔不足懼,發夢王才最可怕。

「Miss,幾時下一堂?」我每周到某中學教書,學生總有這一問。「你們逢『Day 3』上課,下次不就是下個Day 3嗎?」我說。「咁即係幾時?」「自己看校曆表吧。」「校曆表?即係咩?」

我無言而對。每周一樣的課,年中起碼循環廿次,還要問?後來,當值老師告訴我,為免甩掉課程,他們每天都提學生,翌日是「Day幾」,有何科目,所以學生從不需看校曆表。

有一次,九時的課,我等到九時半,當值老師氣急敗壞領着學生進來活動室說:「對不起,我剛開會,遲了。」我失笑,才不過兩層樓梯,學生就不懂自己上來?後來方知,以前確曾如此安排,結果老師次次白等半句鐘,人影都冇,跑回課室一看,全班既不工作也不作反,光坐着發呆。老師問,現在上哪一課?全場擘大口得個窿!

每次上課,學生十之八九沒筆沒紙不交功課,還大條道理﹕「班主任冇提我地帶。」於是我規定,沒帶功課便重做。結果三五七堂過去了,仍在做同一張工作紙,學生不急,當老師的我卻急死了。

某日課下了,學生如常四散,工作紙丟滿一地。我親眼目睹,當值老師躬身逐張逐張撿起來,瞇起眼查看名字,放回所屬同學的文件夾內。我於心不忍,上前阻止﹕「這根本是學生的責任,何苦?」他幽幽嘆口氣說﹕如果進度慢了,考試當掉了,評估報告寫壞了,社會又會認為是誰的責任?

看着他的背影漸行漸遠,我心想,如果學生連何時上課都不在乎,課堂內容又能聽進多少?為了便利管理和效率,盡責的老師,把學習的責任都杠在肩上,而學生在零責任的環境下,事不關己,己不勞心,又怎會不發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