拉麵與唱片

拉麵與唱片，生活與生存。

上周才剛在拙欄問過，怎麼這個年代，愈來愈少人入劇場？話口未完，旺角信和中心地庫的老牌鐳射唱片店，宣布即將關門大吉，結束27年歷史。

店主張先生感嘆，大眾寧願95元吃一碗日式拉麵，也不買一張140元的歐洲直接進口唱片。

一碗拉麵只能飽幾小時，一張唱片卻可聽一世。但是，划算不划算，在當今社會，才不是這樣定義。

有人說，免費下載令藝術沒有了市場。我卻思疑，就算沒有下載技術，今時今日，大家仍然寧選拉麵不要唱片。

這個「寧願」，其實是「被寧願」。歌可以不聽，飯不可不吃。當連鎖快餐店、茶記也要四、五十元一餐飯，一碗煞有介事的拉麵，上百又如何。貴不貴？捱貴租的店主會答你：「收得你好平啦，老細！」

賣精神食糧，無人願意付費。賣飽肚食糧，又敵不過租貴。多少人拚死工作，結果僅僅死不去。賺錢是為生活，抑或為生存？

上班為賺錢，錢用來買開心，開心（例如聽歌）需要時間，但時間都用來賺錢。這個麥嘜、麥兜式的常餐／快餐／特餐循環，我解不通。

既然錢買不到快樂，唔駛做豈不更快樂？當整個社會都在把人推向「唔做好過做」的反高潮，滋養出「留返啖氣暖下肚」的心態，城市怎會有活力？

去信和買碟，是我輩同代人的集體回憶。留戀的，不是買得心頭好的興奮。而是那個還有餘裕悠閒聽歌的卑微空間。

很灰？是的。但退一萬步想，做與不做，既是經濟學上的等優（indifferent），或者等劣，在惡劣狀況下，還提得起勁去做的，必然是真心喜愛的事。而只要有真愛，就不只是生存，也是在生活。愈來愈多年輕人，不正走在這條路上嗎？置之死地而後生，但願如此。

別去揭開真相的大門

《指甲刀人魔》，看橋段，也看人物。尤其那個吃指甲鉗的女生，除了找周冬雨去演，實在不作他人想。

不要去問，為何有人只吃指甲鉗。也不要問，為何有人對指甲刀人魔的種族傳說信到十足。

一個不按理出牌，另一個單純到死。世上就是有種古靈精怪的女孩，吹噓她曾在爪哇生活，都有本事叫人相信。天下間就是有種憨直男生，會毫無戒心毫無保留地對一個人好。兩個人天邊海角互不相干也遇上，自有故事。

指甲刀，是個比喻，用來突出怪女的怪、暖男的暖。比喻故事，像龜兔賽跑一樣，重點不是故事結果，而是故事要教我們的每一課。

愛情第一課：被背叛了，不要怕。療傷的最佳方法，不是會學懂保護自己，而是，不讓自己沈溺在被害者的角色裡。豁出去，賭得更大，哪怕輸得更大。

愛情第二課：「去質疑指甲刀人魔的真偽，就好像在問世上其實有沒有風。」愛情不是一場尋找真相的遊戲，而是一場相信的體驗。你信是山，那就是山。每段關係，就算當中包含謊話，曾經發生的感情，都是千真萬確。天台談心、鬧市塗鴉、指甲餐廳，通通都是真的。

愛情第三課：不要打開那度考驗信任的大門。上一次，如果沒撞破另一半背叛，或許就此白頭到老。這一次，無論旁人如何力證指甲刀人魔其實不吃指甲刀，他都無需印證甚麼了。曾經美好的、相信的，儘管已消逝，長留心底就夠了。

愛情最終課：求偶，要知道自己在求隻貓還是求隻狗。受不了貓的若即若離，就安心找隻狗。失戀者得救後，會感激忠誠的狗。大團圓結局就是，暖男遇上癡情女，才最門當戶對。

給劇場一個機會（下）

實驗：問一百個香港人，都未必有一個，有觀劇的習慣，或至少講得出，同期有甚麼作品上演。

黃子華話齋：「唔係我俾人炒魷魚，係我嗰行俾人炒魷魚，咁我可以點？」戲再好，不一定有人想看。有供，未必有求。有求，則必有供。問題是，如何製造需求，製造慾望？

有錢的，可以鋪天蓋地賣廣告。可是，劇場人，出名窮。有無低成本而入屋的方法？以前，沒有。現在，或許有。

網上宣傳？不。網站易建，人流難聚。Facebook、twitter也是同樣道理，朋友圈，塘水滾塘魚，難以做大個餅。要強迫收看，不認不認還需認，還是要靠——電視！

電視觀眾，有兩種。一種，對劇場幾乎無認識，即是值得開發的新客源。另一種，不抗拒入劇場，但連查看演出詳情的心力都沒有。

賣電視廣告，很貴。節目air-time，從前也很矜貴。但是，隨着數碼廣播的出現，頻道愈來愈多，平台暫未飽和。君不見某些頻道，還是經常重播舊劇集？

如果，有個固定空間，播放大小藝團的舊作，又如何？作為切入點，甚至不必是黃金時段，三更半夜亦無妨，就像昔日通宵播粵語長片一樣。

深夜，是洗腦的最佳時機。湊完仔難得可攤抖的夫婦、加班回來煮麵醫肚的打工仔、作息不定的失眠人，總是不加思索就開電視。

不會認真看，但也不會完全不看。人放鬆了，接收也順暢起來。咦？這男主角頗有型。咦？這佈景很美。咦？這段戲廷有趣。甚麼來的？噢，原來是舞台劇。

久而久之，普羅大眾至少明白，觀劇，也是一個消費選擇，跟逛街、購物、看電影，是並排的。無間斷洗腦，只求一個溫馨提示——世上還有舞台劇這回事！很卑微，卻是整個劇場工業，很重要的一步。

給劇場一個機會（中）

很多人說，舞台劇，票房差，因為無人愛看。我一直思疑，這個說法，不準確。

非不愛也，實不能也。當「不能」是常態，久而久之，就演變成「不為」。在大城市中，劇場工業之隱形，實乃非戰之罪，而是結構性問題。

七時半開場，好話唔好聽，大部分人未放工。放得了工，也未吃過飯，還談看戲？

周末，又如何？有家室者，自有家庭日。學生，有上不完的興趣班。單身的，可能要加班，要出門，要打點逾期雜務，甚至只是蒙頭大睡補眠。要令某個人在某特定日子入劇場看某演出，是萬世修來的機緣。

一個劇目，通常只上演一個星期五、六、日，看不了就是看不了。演期不能長點？不。土地問題。場地不足，演期能有多長？

有口碑便能重演？理論上，是。但再找場地、班底、資金，都是問題。首演已輸掉身家，叫好不叫座，誰還夠膽重演？

場次少，日子無彈性，地點不就腳，相對屋苑樓下就有電影院，從早到晚整個月埸次任揀，誰會捨電影而入劇場？

行為經濟學告訴你，生意要做得住，就要建立購買慣性。香港人的慣性消費活動，都是可以隨時隨地隨興，行落樓即要即有的，例如：購物、看電影、吃飯。

如果每次入劇場，都要勞師動眾度日子、調時間、改工作、推約會，偶一為之已算俾面。全港全年合共幾千場演出數百萬個座位，不哭票房喪才怪。

但是，上述的客觀因素，都不能輕易改變。單單提升演出質素，也未必可刺激票房。因為，問題不是演得好不好，而是根本無人入場！

困局一個，剩下唯一出路，或許就是，開拓觀劇誘因，令觀眾不嫌麻煩，願意花氣力排除萬難來觀劇。有可能嗎？

給劇場一個機會（上）

近年，一直在參與舞台製作，有個觀察，讓我困擾良久。

為甚麼不論劇團的規模、演出的劇種、創作班底的組合、演員的配搭，幾乎所有製作（零星的成功例子除外）都在哭票房之喪？

五成票房（即還有半個吉場），已經還得神落。兩、三成，也絕不罕見。大部分製作，要不是蝕錢，就是出盡洪荒之力去推銷也只能勉強收支平衡。發生咩事？

「為甚麼不入劇場睇戲？因為戲都很爛嘛！」這是所有人（包括行內人）給我的答案。

是。也不是。說得出這一句的，至少入過劇場，搞不好還是常客，戲看得多，都變成半個評論家了。

但我更有趣研究的，是那些從不入場的人。他們連有甚麼戲目上演都不知道，遑論去買票，甚至評論演出質素吧。那麼，是甚麼原因，令他們對劇場卻步？

香港每年有多少演出？保守估算，假設政府及非政府場地有三十個，平均每周上演一個劇目（通常演五場左右），一年下來就有八千場演出。如每場有四百個座位，即合共要賣出三百多萬張門票，才能把所有劇院填滿！

觀眾呢？又有多少？江湖傳聞，習慣性出入劇場的觀劇人口，約一萬左右。假設每人每年看十齣製作，每個演出也只有三十個觀眾！實際情況，當然沒這麼淒涼。但劇場常客，都有這個經驗——劇場內，一眼見晒的觀眾，至少有三、四十個都是相熟朋友或行內人。塘水滾塘魚，怎會有運行？！

所以，與其把票房問題，歸咎於個別製作的水準；或把某些罕有的成功例子，歸功於個別有價有市的藝團；更值得思考的，是為甚麼整個劇場工業，在這個城市裡，好像隱了形？有甚麼方法，可以令整個行業齊齊現形？

在那殘酷而幸福的角落

片渕須直說，到目前為止，探討大戰時期之日本的電影或電視作品，都沒有把日本人生活最真實的一面呈現出來。

帶着這個期待，去看《謝謝你，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》。很想知道，在編導片渕須直的眼中，戰時的日本，面貌如何。

甚麼叫作活在當下？平凡老百姓，身處世界大戰的中心點，未必意識到自己已經大難臨頭。就算知道，也不可能做甚麼。於是，生活還是每天如此這般過。

小孩子把賞戰鑑當看風景，辨別型號，已是生活小趣味。擔起一頭家的女主角，仍能偷閒寫生。導彈爆炸，在她筆下化作漫妙油彩。煮飯、洗衫、買餸以外，還有閒情一針一線裁縫和服。無人在意，其實穿起和服，打到嚟，走佬都慢點。

尋常生活，跟那殺到埋身的劇變，形成強烈對比。日本人不問情由的樂觀以及無條件的感恩，匪夷所思。太好了，房子只是燒破而沒有燒毀。太好了，只是受傷而沒有死掉。太好了，只傷了一隻手而沒毀掉一雙。太好了。太好了。太好了。

有人說，電影描繪的，正是日本人獨有的本質。你看女主角多麼隨遇而安！傻呼呼盲婚啞嫁，傻呼呼離鄉別井，忽然遇上戰爭，忽然丈夫被徵召，忽然要擔起頭家。愛繪畫，也愛發白日夢，從不問為甚麼。勤快，可愛，天然呆。

我卻思疑，與其說這是與生俱來的民族性，不如說是環境迫出來的自我調節心理機制。在長年累月不由自主的災難中，主動出擊的，往往遭受命運懲罰，一生命苦，就像她那聰明能幹的姑奶一樣。只有逆來順受的人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心安與每一個當下的快樂。

反戰，理由太多。其中一個，恐怕就是——其實我們本無需要，學習享受那些壓抑下的小確幸。

一念無明

在這個瘋癲的世界裡，我們都沒有看清事物的心念和智慧。

電影《一念無明》借一個躁鬱的人，去看一個城市的躁鬱。電影的英文名字是《Mad World》，指的，是我們不由選擇也無力改變的大環境；「無明」，則因為我們總未能看清事物的本像，在一念之間，就做了一個無法挽回的決定。

好心做壞事者，有之。就像Jenny帶阿東回教會分享見證的一幕。Jenny的出發點是寬恕和愛。但對阿東來說，不但不是救贖，反而是再次病發的觸發點。

壞心做壞事者，亦有之。劏房的隔離左右，本來相安無事，忽然變臉，只為自保。踐踏弱者的，往往不是強者。強者與弱者的世界，難以交疊，頂多視而不見。但弱者與更弱的，困獸鬥，難免互相廝殺。但誰又有權去判斷他們？他們每個人都身處絕境。老人家、寬頻仔、南亞人、單程證媽媽，各有各故事，各有各難處。

結局不算快樂，但至少父子同行。編劇說，同行，就是面對生命的答案，也提出控訴：「其實係咪咩都可以判俾人做？」。但作為觀眾，我禁不住想，躁鬱的阿東，要不是當初堅持獨力照顧明顯也有情緒問題的媽媽，結果會否不一樣？如果，途上有專業的照顧者分擔重擔，或許阿東就不會在盛怒失控之際殺死媽媽？

當然，外判的無力感，一樣叫人難受。尤其看見戲中醫生的機戒式診症：「食唔食到？瞓唔瞓到？有無唔開心？有無想自殺？想自殺就要再入院架啦。」社會制度，本該疏理社會問題，最後卻往往變成問題本身。

電影中的童角是瘋癲世界中唯一清醒的人。或許，創作人最想叩問的，是咱們在充斥標籤與欺凌的環境中，長期被受壓抑的狀態下，如何重拾一念澄明的初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