紀念品的歸宿

歲晚大掃除，總有大堆不懂處理的東西，例如，出席大小場合獲贈的紀念品。

最典型的，是亞加力膠紀念座，家裡少說一百幾十個。大人物通常有個很「架勢」的辦公室，展覽嶄獲。但小女子在家工作，寸金尺土，如何是好？

安放難，攜帶更難。試過一日走幾場，紀念座全放進手袋裡，半路中途，手挽都斷掉。用背包吧，但有些場合，拿背包未免失禮。友人說，駕車吧，車尾箱多多紀念品都放得下。但前設是，先要養一架車。

認識有些人，離開會場隨手就把紀念品丟掉。講真，我做不出。我信「一期一會」，珍惜就是縁。別人為你預備的，不論合用否，都是時間和心機。

同樣笨重的，是刊物。這個，我倒樂意收。至少比起「一舊膠」，更能讓我了解交流對象。有時，一段時間之後，遇上相關的朋友，例如在該校畢業或該機構工作過的，大方轉贈，對方如獲至寶，懷舊一番。

以前，我比較喜歡錦旗，又或者證書，易攜帶又易收藏。近年嘛，至愛的紀念品，要數USB手指。

愈來愈多機構，備有自家製USB。通常是一個百搭USB芯，套上別緻的設計。例如不少學校，就有穿著校服的小女孩、小男孩造型的USB，很可愛。又或者，套上矝貴的皮袋或木殼，再襯上代表機構的顏色。

USB好看，不佔位置，也實用。話說那夜，電腦死機，得高人指點，勉強能在壽終正寢前，為所有東西存檔。但三更夜半，哪兒找個額外硬碟？

靈機一觸，找出所有USB紀念品，熬了一個通宵，終於搞掂。十隻「手指」有長短，在枱面一字排開，燕瘦環肥，於最重要的關頭，救了我一命，謝天謝地。

所謂民意

久不久，會收到那些所謂民意調查的電話，陷阱處處，答又死，不答又死。

統計員問：「政府應否盡快提交第二輪政改方案予立法會審議？」我反問，有人會認為政府應「盡慢」提交方案的嗎？問題是，方案是甚麼？但調查又沒提及關於方案內容的選擇。

「消息指政府可能會承諾2022可以普選特首，如屬實，2017應否袋住先？」假設性問題，不想答。何況重點不是承諾甚麼，而是97至今，市民對任何承諾早已失去信心。

「泛民主派曾宣誓否決方案，如果有成員改變主意，你認為他應該按自己意願投票，抑或跟大隊？」又是假設性問題。那為甚麼不假設，建制派也可倒戈？

「你會如何形容自己的政治立場？愛國愛港？泛民主派？中間派？」嗯，為甚麼民主派或中間派就不能愛國愛港呢？有必然衝突嗎？

「若政改原地踏步，誰該負最大責任？香港政府？中國政府？建制派？泛民主派？」

這些民調，完全沒觸及問題核心，例如「普選如何介定？要實施普選有甚麼障礙？在現有限制下，大家支持通過抑或否決方案？」，而只是把被訪者逼埋牆角，要大家在不完整的前設下表態。然後，過度簡化的集體答案，就任君演譯。

不難想像，如此問題，如此結果：社會支持盡快提交第二輪方案，若政府承諾2022有普選，2017就該袋住先，泛民議員不應被集體綑綁，該按自己的意願投票，若政改原地踏步，泛民主派該負最大責任，這是香港大多數中間派的想法……云云。

講真，小女子不相信所謂民調，很久了。但對於這些抽樣訪問，還是很矛盾。不答，是放棄表態。答，就預咗民意被強姦。咦，諗真些，他日有篩選的所謂普選，不就是同一戲碼？

聖人每多屠狗輩

仗義每多屠狗輩。屠狗輩最大的特點就是，其實他們都有很偉大的地方，卻不知道自己偉大，甚至會否認自己的成就。

《聖瘟神正傳》內，瘟神教小孩奧利佛打架，小孩問他：「你打過杖？」瘟神的確曾是軍人，但他寧願瞎扯：「我看電視學的。」

屠狗輩否定自己，因為他們總是運濟。單親媽媽被不濟的老公背叛。妓女不知被誰搞大了肚，連照超聲波都無錢，只得繼續賣身糊口。瘟神嘛，嗰頭近、生人勿近、無錢、無朋友、酗酒、嗜賭。

屠狗輩，總是各有自己的故事，但不屑跟人講，怕鄙視的眼光，更怕同情的眼光。所以瘟神跟奧利佛的媽媽吵架，最盡也不過說了句：「你有多認識我？（how much do you know me？）」

屠狗輩被世人遺棄，是社會的低等動物。他們一眼就看出誰是同類，但不會講出口，心照就是。明白的無謂講，不明白的講也多餘。平凡人會向人訴苦。走投無路的人，寧可把苦水往肚裡吞。因為，不乞憐，是自尊心的最後防線。

是以屠狗輩注定是隱形的，除了，在小孩子的眼中。只有無機心的孩子，才有心機在垃圾崗內，透過舊照發掘一個人的故事。

瘟神餐餐吃廉價沙甸魚，卻給貓兒吃高檔罐頭。他召妓次次拖數，但也在妓女最有需要時，借錢給她照超聲波。他窮得褲穿窿，還要賭，但堅持讓妻子住最高級的療養院，而老人癡呆的妻子，早已忘了他是誰。

奧利佛發表那篇「我所認識的聖人」，把聖人重新定義，聽得人動容。聖人的重點，不是聖，而是人，所以聖人也有很多缺點。但最重要的，是他比世人都來得有血有肉。只有小孩子的純真，能識破虛偽的國皇的新衣，也能看出屠狗輩的真心。

台灣體驗

鄧Sir和我，相約聚舊，天氣冷，急步找吃。他忽然說：「你可否行慢點？」然後，一切由生活步伐講起。

讀者大概記得，鄧Sir是我教通識的拍檔，數月前心口掛個勇字出走台灣。我問，台北跟香港，最大分別是甚麼？他說，是正常生活和非人生活。

台灣人說，今日OT好辛苦。幾點放工？七點。香港人，九點放工。你同情地說，辛苦了。對方白你一眼：「唔係點呀？唔駛做？駛唔駛食飯？」香港人好捱得。鬼叫你窮咩頂硬上。

租屋，同樣有文化差異。在香港，想業主減價，絕招是掩尖聲悶挑剔這批評那。在台灣，你說一句，業主把你掃出門口。反之，想還價，要讚賞單位。業主大樂，便宜點給你，千金不換知音。有錢，不是大晒。

台灣人以自己的家、自己的文化自豪。在台灣睇樓，指定動作是在示範單位內，飲杯茶，食個飽，互相認識。業主與租客，就算是過客，都要建立一點感情。

結果，鄧Sir在距離捷運站廿分鐘腳程的地方落腳，租金平均呎價港幣$10。出街可以選擇散步或踏單車。早睡早起、買餸煮飯、做運動，成世人未試過如此健康生活。

工作呢？「教育劇場」，在台灣簡直是無人識的「偏門」。但朋友托朋友，又總算走回自己的專業。義教賺點車馬費，打開人脈。才不過四個月，這「階段性成果」，都算對自己有交待了。最壞打算，間中飛回香港接工作，賺了錢在台灣生活。相比香港賺錢香港生活，又差不太遠。

路，如何走，走多久，不知道。忐忑、徬徨，不是沒有，但這是一生難得的試煉。人到中年，是時候有點距離地反思自己，隔岸觀照土生土長的城市。錢，賺不完。經歷，卻是無價。

《Boyhood》的結局

很多人都說，《Boyhood》沒有結局。而沒有結局，或許是導演Linklater的風格。他的「Before系列 」在二十年來拍攝戀人的三個階段，也總愛在結尾留白，讓沉默來說話。

而成長，本來就沒有結局，只有永恆的過程。但我覺得，《Boyhood》其實是有結局的。由「boyhood」到「manhood」的過程，導演透過男孩與爸爸的交往，把要說的，都早已說了。

智慧的累積，會成就一個男孩的蛻變。這個慣性缺席的爸爸，每度出現，都在男孩的成長時間帶上，增添地標。如果母親是那個扶養男孩長大的人，父親就是為你人生每一課，添一點智慧的人。

男孩對追求女生的啟蒙，來自爸爸：「你要問她很多問題，然後很留心很留心的聽，好像對她很有興趣似的，那就追到手了。」

分手的頓悟，也來自爸爸那一句：「在我眼中，你是獨一無二的。如果那女生不是這樣想，她不值得你愛……不要讓任何人操控你的自尊。做你喜歡的事，把它做到最好，女生自然排着隊來找你。」

男孩問，人生經歷的失意，都是為了甚麼？爸爸對熱愛攝影的他說，「你感受過了，就用你的敏感度，把那感覺攝進鏡頭裡。」

爸爸這種「role model」，從不刻意說教。因為恐怕他本人也說不準，甚麼是對甚麼是錯。但他無意提及一句半句的經歷，不知不覺就留了在男孩的心裡。

許多年後，男孩會發現，自己或多或少在走同樣的路。爸爸令他明白，所有男人都曾經一樣迷惘，自己並不孤單，跌撞中，往前走就是。今天修成正果的爸爸，或許就是渾沌的我的未來。

故事停在這一瞬：十八歲的他，遇上了覺得自己很特別的女生，她叫Nicole。其實，當年傳紙仔讚賞他的新髮型的女生，也叫Nicole。只是當日的他太在意髮型太醜，看不見美好的，就在眼前。

長大還是老去

《Boyhood》的導演Linklater說：「我們總是分不清楚，那一刻是長大（growing up），那一刻是老去（aging）。」

男孩Mason的父母，正是此話的對照。Mason的媽媽，一開始就長大了，然後在磨人的生活中，一點一滴的老去。

她努力在錯誤中學習，但糾正了一個錯誤，就帶來下一個錯誤。跑了一個率性的老公，以為學精了，選了兩個看似顧家的男人，卻原來都是控制狂。

她不斷掙扎，不斷失望，最後仍得由自己擔起一頭家，從此在水電媒和兒女債中被消磨掉……

兒子問，你為甚麼要嫁這老公，他很乞人憎。媽媽說，至少我們有個家。兒子說，我們本來就有個家。

她呻供樓辛苦。兒子問，那幹嗎要買這屋？她爆發了，因為，我就是有鋪癮要犯錯，有鋪癮嫁錯人，有鋪癮對自己不好，可以了吧？

她在犧牲中老去，轉眼兒女獨立，她獨守空巢，崩潰自問：我的一生，都在做甚麼？結婚、失戀、離婚、再結、再離、再唸書、找工作，女兒上大學，兒子上大學，然後？下一步……就是我的葬禮……

反觀爸爸。他不曾老，只是一直在長大。由當初離家出走去亞拉斯加，不務正業，只懂玩音樂、吸煙、睇波。到後來修心養性，做保險，再婚，再做爸爸，一家大細每周返教會，定期探望與前妻生的子女，用做朋友的方法，重新建立關係，教兒子追女仔，教女兒不要那麼容易被男仔追……

爸爸用了大半生去長大，媽媽卻一早長大了，用了半生去變老。導演沒有批判對錯，只是坦白地將之展現出來。那個太遲長大的爸爸，其實很討好。耗盡一生的媽媽，也很令人同情和尊敬。只是，人生就是欠了那麼一點同步的時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