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，香港沒有麼？

在北京機場過E通道。驟眼看，跟香港沒兩樣，都是兩度玻璃門搭成的關卡。

大模廝樣插入回鄉卡，第一度門順利打開，耳邊傳來指示：「請把雙腳放在大腳上。」咦？什麼意思？東張西望找解說，忽然瞥見地下貼着一雙營光腳印，哦，明了！

踏上腳印，指示又到：「請面向屏幕。」低頭一看，一塊小鏡照着自己。「請脫掉眼鏡。」照做了，「卡擦」一聲，第二度門應聲而開。

原來，迅雷不及掩耳間，電腦己為入境者拍了照，並核對証件上的模樣，清了關。門外，竟還有個屏幕，對照兩張照片的效果。

我們像發現新大陸般，忘形地擠在門外吱吱喳喳看照片。值勤員也不阻止，只詫異地問了句：「這，香港沒有麼？」

沒有，沒有，憑樣貌過關，真是第一次見。「好玩？」他被我們逗樂了，續問。「嗯！為奧運而設的？」「不，才幾個月，比奧運還要新。」我正欲舉機拍下這玩意兒，他怒目一瞪，方想起這到底是安檢的敏感地，急忙收手。

事後方知，那不是拍照，是瞳孔檢驗，比驗指模更準，深圳都有。大鄉里港燦，小見多怪。

在城內觀光，某宏偉建築足有整條街那麼闊。的士大佬告知，是中石油的辦公大樓（香港人，貢獻了不少吧）。「這，香港沒有麼？」沒有，別說橫跨一條街的大廈，長一點的街都找不到。

車續行，幾棟大廈圍成五角形，由精緻的全透明天橋貫穿着。可以想像，人在上面走，大地在腳下，畏高的肯定心臟病發。當地人卻淡然說：「一般商業樓宇而已，香港，沒有麼？」

北京在追香港的城市發展，其實早已走得更前。我們離開城市追尋遠古氣息，卻已然身處另一個香港。該高興乎？失落乎？

天水圍的美麗回憶

朋友當中，不少當過臨時或特約演員，他們口中的電影生涯，負面得很。

「Set機兩個鐘，埋位兩分鐘，得個等字！」「在片場不是賭錢，就是煙駁煙，未做成明星已學壞了！」「咪以為導演好巴閉，發脾氣扮大佬佢就叻！」

好奇殺死貓，他們說得愈嚴峻，我愈不信邪。前年，終於有了第一次機會，在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裡演幾分鐘戲。張開眼睛，看到的又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甫到埗，在殯儀館門口等埋位，有人拉了幾個紙皮箱來禮貌周周招呼我們坐下，回頭一看，不是場務不是攝影師不是工作人員，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許鞍華導演！

許導演話不多，給指示前總先向演員點頭微笑。其中一場，我們來回跑了幾層樓梯，都談不上辛苦，導演卻左一句「唔該」，右一句「辛苦了」，弄得我們都不好意思起來。脾氣，沒見她發過，記憶中她總是點着煙邊睇片邊沈思。

據說經費所限，《天》只有十二天拍攝期。於是，演員連等運到的時間都少了。大家打醒十二分精神一場接一場的拍，不出幾take，都收貨了。

鮑姐最為人樂道那個鏡頭，對着亡夫遺體飲泣，由懷念到悲從中來到嚎啕大哭，都只有三take。淚一拭，妝一補，眼珠兒一碌，又回復平日的開心果look。我們一眾小角，擠在小營幕前屏息看着她層層遞進的演繹。難得可偷師，誰捨得躲在一旁抽煙賭錢講粗口？

《天》的小演員多，我們一有空檔，就玩集體遊戲。談得眉飛色舞的話題，不是片場常聽的有味笑話，而是秦始皇如何統一六國。

事後回想，友人說的片場實況，或許的確屢見不鮮。但再品流複雜的圈子，都肯定有極專業的有心人。如何自處，恐怕只是個人的選擇問題。

天水圍的快樂師奶

在電視上看到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囊括多項金像獎，我忍不住歡呼。拍攝過程中的一些溫馨片段，又湧現腦海。

間中參加電影試鏡的我，有幸在《天》中擔演一個很小很小的角色。鮑起靜人稱鮑姐，在戲內也是咱們的大家姐，二哥是高志森，三哥是演過《東宮西宮》的鍾家誠，四妹就是我。

第一晚遇見鮑姐，是凌晨的通告，地點在殯儀館。夜深，飢寒交迫，我看着飯盒內的肥燒肉，再低頭看看自己腰間的豬腩肉，怕上鏡胖，掙扎着吃還是不吃。身旁的鮑姐察覺我的遲疑，噗哧一笑，說﹕「我肥，你又肥，（指着高志森）他也肥，真像一家人，導演選得好！」隨即仰天哈哈大笑。我被她感染得鬆了口氣，大口大口吃起那涼了一半晚飯來。

翌日，由殯儀館移師酒家拍壽宴，平日不戴佩飾的我，被道具耳環夾得耳珠通紅。鮑姐搭着我的肩膊說﹕「傻妹，埋位才戴吧，痛整晚不成？在片場，要懂得照顧自己！」然後二話不說，把咱們「一家人」逐一拉到大堂飲茶。幾十籠點心到了，正遲疑如何吃得下，卻原來都是打包給工作人員的。鮑姐說﹕「他們辛苦了，讓他們先吃吧。」

等埋位閒着沒事，鮑姐就給我們說故事。有人說沒看過相聲，她就即席示範。相聲本是兩人演的，她索性兼飾兩角，表情語調轉換的速度翻了一番。我們笑得人仰馬翻，鮑姐瞪起圓咕碌大眼望過來﹕「對呀！的確是這樣演的，很搞笑！」接着逕自笑得比咱們更厲害。

鮑姐榮膺最佳女主角，眾望所歸。近距離的接觸，更教我明白，要感染觀眾，必先在生活中演活自己。傻大姐式的幽默感、對人的關懷；鏡頭裏外，不獨是演技，更是人生態度的寫照。

為什麼要有爸媽才有BB？

這不是一道性教育的題目，更非健教或生物課的內容，而是澳洲某小學的課堂討論。

幾歲的小腦袋，其實對生兒育女無甚概念，不過老師問，就即管試着答。「因為爸媽可以分工合作！」「BB有兩個伴兒好過一個！」「就像造蛋糕需要不同材料！」答案不失創意，又算合情合理。

堂妹自小移民澳洲，她的小學老師每周都出一道奇怪問題，讓學生亂猜一通。例如：若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藍色的，會怎樣？

「顏色單調，世界不美。」「看不出甲與乙的分別，因為有『保護色』。」「製造物品的成本很便宜，因買一種顏料就夠了。」「時時都像看見海和天！」

問的「無厘頭」，答的就更可盡情天馬行空。有些小孩甚至反問：「為什麼是藍色？我喜歡粉紅多一點」

答案，其實不重要；重要的，是思考過程。學生看似亂，卻其實展現出不少生活觀察。

後方知道，該學校「盛產」資優兒，或許多少歸功這些訓練。

近日認識了一位念國際學校的本地生，她的功課，從來沒題目。老師只會每次提供幾篇文章，然後叫學生寫點「類似的東西」。

何謂「類似」，見仁見智。某次，學生獲發幾位名人的日記。有的，照板煮碗記錄一天經歷；有的，看出其成功之道，分享了相關見解；還有一些，被作者的親情和友情打動，創作了另一個感人故事。

沒有對與錯，只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。而學生在汲收、消化和再生產的過程中，不但造出自己的作品，也建立起理解世界的信心。

對照香港的家課，不是填充和配對，就是照抄課文的問答，加上彊化的考核模式，學生怎會不死記硬背marking scheme和操paper？與其批評本地學生沒創意，不如從改革教學方式開始。

補習的第一課（下）

上回談及，我替學生補習，解決學術問題是其次，主力訓練孩子的自覺性，而非「硬食」家長的安排。

能掌握自己的生活，才會愛上生活，才有學習動機。我隱隱覺得，自己這種思想，源於小時候的訓練。

我的雙親，一直都全職工作。「陪做功課」這回事，絕無僅有。就算考試在即，都不會陪溫習。他們唯一會陪我做的，是制定溫習時間表。計劃一經敲定，跟不跟從，就貴客自理了。最後考得貽笑大方，都是自作孹。

零用錢，我有，但每年只拿一次。年頭自己做預算，分門別類詳列名目，由父母審批。一經通過，一次過撥款，打後三百多天，只可量入為出好自為之。

買玩具，都有制度。每次默書一百分，可向媽媽換「積分」，夠數才能拿獎品，像用信用卡積分換禮物般。久經訓練，漸漸明白要得到什麼，必先有清晰的目標、仔細的計劃、年月的經營，才會成功。

三餐以外，不備零食。每餐自己盛飯，不准添也不准剩。所以連吃多少，小腦袋都要預先計劃好。耍性子不吃？就餓通宵！當然，這事情於饞咀的我，從未發生。反而每次大碗大碗的盛，結果小一升小二的暑假，暴肥十四磅，至今體重都比同齡女子遙遙領先，簡直是後果自負的最佳例證！

今日回想，我都記不起這些特訓是如何熬過的。不過印象中，自出娘胎便如此，慣了就不覺苦。小孩子適應力強，定了制度，他自然乖乖跟着走（要作反，也只在「建制內」作反）。問題只是，家裏有沒有意識從小培養。

當然，演變到今天，家母又最渴望把這個事事自把自為的女兒，用魔法一叮變回三歲，愛撒嬌愛依賴愛凡事問媽媽好不好。大概天下父母，都捨不得兒女長大。

補習的第一課（上）

說也不信，近年替學生補習，第一課，先不是談中英數理化，而是「如何約補習」。


別小看那翻開日曆寫個時間填上內容的動作，大部分大少爺大小姐，十幾歲人，對如何安排一件事情，都沒有概念。


「你打算何時再補？」「唔知。」「下周有空麼？」「忘了。」「放假抽點時間碰面？」「？有假放咩？」


十個學生，十一個學術上都沒問題，真正問題，是欠缺學習動機。家長悉心安排補習，他們就不情不願的來「交人」。


我的殺手鐧，是訂立「約補習」的制度。上課時間，由師生協商，家長不得參與。學生放鴿子，學費就在零用錢內扣。要更改，也一律由學生親自向老師交代。


於是，為免被罰，發夢王的生活中，從此多了一部記事本。每周致電老師，組織與談吐，總得有條理點。橫豎補習逃不過，至少選個好日子。左度右度，不知不覺間，對自己的生活都多了掌握。


至於上課內容，我亦任由學生建議。做遊戲逛街打機，都行，能解釋過去就是。「玩層層疊好麼？」學生問。「好，不過你得先提三個理由，這玩意兒有何吸引？設計者想考驗參與者什麼？」為了玩，平日拿起書就睡的懶鬼，竟然認真研究起說明書，做起筆記來。


這個制度，從不直接應付默書測驗，但運作下去，學生的成績大都改善起來。益發証明，孩子的自理能力，比智商更能影響學習效果。知道自己要學什麼，主動去安排，總沒可能丁點進步都沒有。


乍喜還悲的是，這些規律，本可由生活培養，何必花錢請個補習老師來修正？所以，在補習的第一課，我總是對學生說，有一天你懂得去「約補習」，其實已不需再補習了，因為你己懂自學！

珍惜學習

因參演話劇《南北和》，結識了資深前輩余慕蓮。

「魚毛姐」（余之暱稱）教我最敬佩的，不光是演技，而是她曾捐出畢生演戲賺的積蓄，在內地建了一間小學。。

那年，魚毛姐到了貴州。當地，很窮很窮。白米是奢侈品，人們都沒飯吃，只吃玉米。不過，他們不像咱們把玉米一條條烚熟來吃，而是將之曬乾，磨成粉再開稀粥，糧食才耐吃一點。小孩想脫貧，唯一出路是念書，但當地連所像樣的學校都沒有。

魚毛姐掏錢起的學校，給了他們人生首個學習機會。她說，這些小孩每天走兩小時的路來上課，再走兩小時回家，風雨不改不怨累，從不遲到早退。魚毛姐去探訪，用有限的普通話演講，詞不達意，台下幾十雙好奇小眼睛亮晶晶盯着自己，彷彿要在僅僅聽得懂的字裏行間死命汲取養分。那一刻，魚毛姐眼眶紅了。

我邊聽邊對比自己的學生——今日香港的初中生，突然明白為什麼兩者的學習動機差天共地。

香港的課堂，是這樣的：四時半的課，五時才人齊。「對不起Miss，剛才練歌。」「頭先做project．．．」「剛比賽回來。」五時半起，又陸續離場。「我趕住補習。」「要學畫。」「夠鐘返童軍。」

我忍不住問﹕「怎麼你們明知未下課，又再安排活動？」「媽媽說，這兒早走十分鐘，下一課遲一點，就可以多上一課。」「把下一課改晚點不行麼？」「不，今晚還要學琴！」

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，當學習機會己是唾手可得，甚至充裕得不勝負荷，就只剩下一個「煩」字。

下次，當學校告訴我要帶學生到尼泊爾做外展，或到慕尼黑表演，我會說，不如回貴州一趟，見彼知己，該比十個豪華旅程更令人學懂珍惜學習的時光。

不死背書？死不背書？

我覺得，背書，不是問題。死背書，才是問題。那麼，今日的香港學生，「死也不背書」，又是不是問題了？

新高中課程如箭在弦，它標榜「靈活應用，批判思考」，在學生眼中，卻只剩下三個字：「唔使讀」。

過去幾年，我一直在教新高中的「預備班」。英語話劇課，兩句台詞，每句幾個字，排了三堂，仍是記不牢。顯然，非不能也，實不為也。「Miss，新高中，唔係唔駛記嘢架咩？」

於是，我想起小時候，學英文生字叫苦連天，一樣曾經問老師：「做咩要學咁多嘢？」老師沒答，只叫我們打開字典，查看「six」的意思。字典寫着：「one more than five」。查看「five」，它就說「one more than four」。噢，明白了。簡單如數目字，要學得更多，至少要記得一點。記憶，是學習任何事物的必經過程。

後來念化學，我們總搞錯那些水蛇春般長的學名。老師說，若鄰座同學有個極難念的名字，你還是得先記住它，才能交上這個朋友。我們佩服她的比喻，開始領悟，要了解什麼，必先「用心裝載」。

又過幾年，踏入社會工作。我愛每事問，上司卻最愛答﹕「You know nothing , how can I tell you something? 」當頭棒喝多無情，初生之犢只得乖乖回家做足功課才上班。

不過，今時今日，我又的確見到許多學生，用英文由一數到十都有困難。新同學的名字，幾個月後還是記不起。你循循善誘，他還老氣橫秋向你繞以大義：死背書、背死書、背書死。

新高中講求獨立思考，學生要主動探索、組織和運用知識。不死念書，不代表啥都不用記，反之認知和記憶，正正是比較分析最重要的基礎。如果再繼續貶低「記憶」的意義，恐怕咱們的新一代，連學習所需最基本的起步點都沒有了。

「菲」夷所思

我家不僱菲傭，經常接觸的，卻多得很。見過最醒目的一個，是疏堂伯婆生前的傭人N。

N剛上工時，廣東話才學了幾個月，卻說得比我學了十多年的英語流暢。遇上新俚語，她即學即用，精準得叫我們姆指直豎。

伯婆家中，放了一部辦公室用的巨形記事本。誰要相約飲茶、逛街、耍麻雀，都得先向N報名，她就像秘書般替主人安排日程打點一切。老人家天天既不愁寂寞，又不用舟車勞頓。

我們的遠近親朋，少說幾百人。N在街上踫見，一口唸出名字，還說得出當中大攬扯不埋的關係。還不只，伯婆子女眾多，行業不一，家裡又各有分工，但每次出了事故，N總能因應情況，第一時間找出最恰當的「對口單位」，化險為夷。

過年時拜訪，我們看見一屋賀年吊飾，掛得既搶眼又有空間感，絕不土氣。原來，又是N的傑作。

聽說，N更是格價專家，為了幾塊錢上落，老遠由北角提着添購的日用品回太古城。我們怕她辛苦，她竟然說當做運動。

偶然，我們在伯婆家作客，N就打包多煮了的食物往我們懷裡塞。精靈的小妮子，從不會搞錯誰最愛她的哪一款小菜。

我常想，如果她留在家鄉，一定有更大發展，不用當僱人。她說不，在家鄉不論如何發展，都不會像現在賺這麼「多」錢。

我說，多得她們，香港人才可無後顧之憂外出工作。她卻說，多得香港，她們才有這麼多工作機會。不平等的社會文化經濟差距，在她眼中竟是恩賜。

我問她想不想結婚，她猛搖頭。她說，多少菲傭胼手胝足在外賺錢，老公則花天酒地包二奶甚至悄悄生一窩小孩，見多了就怕。她的心願，是儲一筆錢，老來回鄉開鋪頭。她說，這樣的人生，最完美。

發夢王

今時今日當老師，曳仔不足懼，發夢王才最可怕。

「Miss，幾時下一堂？」我每周到某中學教書，學生總有這一問。「你們逢『Day 3』上課，下次不就是下個Day 3嗎？」我說。「咁即係幾時？」「自己看校曆表吧。」「校曆表？即係咩？」

我無言而對。每周一樣的課，年中起碼循環廿次，還要問？後來，當值老師告訴我，為免甩掉課程，他們每天都提學生，翌日是「Day幾」，有何科目，所以學生從不需看校曆表。

有一次，九時的課，我等到九時半，當值老師氣急敗壞領着學生進來活動室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剛開會，遲了。」我失笑，才不過兩層樓梯，學生就不懂自己上來？後來方知，以前確曾如此安排，結果老師次次白等半句鐘，人影都冇，跑回課室一看，全班既不工作也不作反，光坐着發呆。老師問，現在上哪一課？全場擘大口得個窿！

每次上課，學生十之八九沒筆沒紙不交功課，還大條道理﹕「班主任冇提我地帶。」於是我規定，沒帶功課便重做。結果三五七堂過去了，仍在做同一張工作紙，學生不急，當老師的我卻急死了。

某日課下了，學生如常四散，工作紙丟滿一地。我親眼目睹，當值老師躬身逐張逐張撿起來，瞇起眼查看名字，放回所屬同學的文件夾內。我於心不忍，上前阻止﹕「這根本是學生的責任，何苦？」他幽幽嘆口氣說﹕如果進度慢了，考試當掉了，評估報告寫壞了，社會又會認為是誰的責任？

看着他的背影漸行漸遠，我心想，如果學生連何時上課都不在乎，課堂內容又能聽進多少？為了便利管理和效率，盡責的老師，把學習的責任都杠在肩上，而學生在零責任的環境下，事不關己，己不勞心，又怎會不發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