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再壞也選擇善良

看《白日之下》感受最深的，不是一幕幕虐老的觸目驚心，也不是記者鍥而不捨的使命感，而是故事裡透過每個人物帶出那更大的命題：世界還會變好嗎？

「要插，就插個制度。」好一句擲地有聲。但從哪一點插起？真係考起。

律政司沒十足把握不會起訴，記者沒十足證據不能報道。讓家人住院舍，因為照顧者也要返工搵食。私院濫收院友，但人手不足總好過讓殘疾人士瞓街。

環環相扣的制度，哪一點才是罪魁禍首？哪一點都是源頭，同時是受牽連的被動方。

是以每個人都只能從自己的視點，去做自己認為對的事。「做人好多時無得揀，唔係個個識揀，也未必揀得啱」，因為我們都受制於各自的生命軌跡去選擇。

哪怕是歹角的院長，坦白講也錯唔晒。因為殘疾自小被遺棄，所以「我好錫佢地」，「要收晒佢地入來」，「遺棄佢地既唔係我，係佢地既家人同社會」，一樣擲地有聲，不是嗎？

而曉琪喚通伯作爺爺而非公公，偵查那團火愈燒愈烈，除了專業使然，或許也包括對親爺爺入住院舍後自殺的不捨與投射？

「不要因為做對了一件事而內疚。」何謂對？很難講。但不會錯的，是曉琪最後的領悟——世界再壞，我也選擇站在善良的一邊。

唯有善良，我們才會由「兩日後就無人記得」的無力感，過渡至「有人記得兩日都好丫」的薛西佛斯精神。

也唯有善良，我們才會懂得自省，同一個自己，何時是曉琪，何時是院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