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AO期間,友人駕車去吃晚飯,堅持找藍色泊車咪錶,我不明所以。「藍色咪錶可泊車兩小時,啡色一小時,黃色只有半小時。這都不知道,你怎當官?」
親友吃飯,圓桌化身城市論壇。維園阿伯時段特長,七嘴八舌大發偉論拍手指指﹕「你係官,你話我講得唔!」AO仔只許點頭噤聲。
下班搭的士,的士大佬一邊在公路上疾馳,一邊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吐苦水搵食艱難,剎車時不忘加一句﹕「這些事,你們在政府總部門外上車的人不會明白的了。」
記得有一天,一位八旬綜援受助人背包袱勇闖咱們辦公室,坦言已露宿了一個月,問政府何時給他一個居所。備用回應一大堆,我該說「公共援助制度始於一九七三年,目的是幫助有需要人士」,還是「露宿者居所有既定機制按優先次序分配」,抑或「我們會按個別個案需要予以跟進」?
街坊街里找包公申,並非要知道包大人判案的準則,而是希望有人體諒自己的困境。「急市民所急」背後代表的不是大道理,而是一分同理心。培養同理心沒有捷徑,唯耳聞目睹、親身感受。
偏偏,AO的世界,只有一間房四面牆。又偏偏,終日飽覽政策文件,益發自覺「沒有什麼未見過」,個別事列,何足道哉!官民之間鴻溝日深,不難理解。
AO的珍貴之處,在於對外以政治智慧彰顯政府的同理心,對內盡忠職守以專業技術為人解困。最大的悲哀,莫過於對內以熟練政治技左右逢迎,對外敷衍市民施展技術回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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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顆赤子之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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