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學和初中的母校已屆140周年,找來一群舊生話當年。異口同聲憶及的,都是一些生命中的啟蒙老師。
小時的我,「偷窺」技巧是一流的。裝着聽課,小說卻藏在抽屜裡看,屢試不爽。某天,中文老師在走廊突然把我叫停,說:「你的文章寫得不錯,該是上堂偷看小說日子有功,繼續吧!」我不知她是叫我「繼續」寫作還是「繼續」偷看小說,當場只覺無地自容,此後上課都留心起來。
後來方知,老師小時候曾被學校沒收小說,心深不忿奮發圖強,一度當了作家,出過好幾本書。對於被罰,不知她仍記恨否,反正她的學生如我,就成了最大受惠者,坐享其無限包容,也因此加倍愛上寫作。
母校的學生,外號「番薯妹」,好聽點叫乖乖女,老實點形容就是不吃人間煙火的「一嚿飯」。我作為「番薯妹」之一,自小最討厭社會科。政府架構、世界大事,為應付考試生吞活剝,心卻想,這東西與我何干。
中二那年,來了位新老師。上她的課,書不用念,每次卻要就某時事題目辯論。起初,不知從何辯起。老師卻說,凡事沒對錯,只有不同觀點與角度。於是,堂復一堂,班房裡的思想踫撞,漸漸激發起稚嫩心靈的求知慾。那一年,我像中魔法似的開了竅,直到今日所做的工作,幾乎都與時事分不開。
原來,老師也是母校舊生,當年憑標青成績考進港大社會科學系。豈料只懂讀書的「番薯妹」,在講求靈活思維的環境裡,一下子就給比下去。畢業後回母校執教鞭,自然不想師妹們重蹈覆轍。
老師們用過來人的心情春風化雨,多年後憶起,格外感恩。無以為報,只願今日自己為人師表,同樣可把這份用心承傳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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