紀録片《我們有雨靴》中,多次提到黃台仰。
黃出場的頻密度,甚至驅使觀眾問導演:「你那麼同情他?」陳耀成導演說,我同情他,因為人性是脆弱的。
黃的那幾段,真的好看。不論我們是否認同他,在他身上,真真切切看到當今年輕人的困惑與迷惘。
面對紛亂時局,年輕人並非只有成熟那一面,就連最成熟的周永康也會自嘲:「出國讀書也好,不然留在香港會得精神病。」
年輕人熱血的背後,往往有着更多焦躁不安。黃台仰在訪問中坦言,當初搞社運,其實無諗清楚,見步行步,總之方向是「make Hong Kong better」。
面對審訊,他直言心裡充滿anger和hatred,根本不能坦然接受。唯有說服自己,自古爭取民主都有人犧牲,自己就去做犧牲者吧。然而,最後他出走德國尋求政治庇護。
年輕人希望改變社會,卻無能力去部署,唯有見步行步。最終無法承受後果,只能做逃兵。這個現象,其實不光出現在社運中。
但我們可以怪年輕人甚麼? 怪他們有夢想?抑或怪他們不夠成熟?但在這個摸索過程中,我們又提供了甚麼土壤,令他們培養出勇氣與智慧,去找一個進退有度的定位?
對,年輕人需要的,其實只是一個定位,一個能夠「make Hong Kong better」的定位。而他們卻身處連「make themselves better」都有難度的價值崩壞的時代。
雨傘運動裡,我們見到很多令人肅然起敬的年輕人。然而黃台仰才最像今天的年輕人。如果鍾耀華的從容就義代表了「an everyman」,黃台仰的脆弱也不過是「just an every young man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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