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天的明天

看「春天製作」的《旭日》，我一直以為，會有這一幕：

鄭觀應與孫中山，在「鄭家大屋」暢論國事。鄭分享著作《盛世危言》，豐富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。

為什麼？因為這段史實，是孫中山年輕時的重要經歷。而演出場地，正正就是澳門古蹟「鄭家大屋」。來到城隍廟，怎能不求籤？

我又以為，演孫中山的，神不似，至少形要似，是歷史劇的最低要求。

陳建豪好戲，他曾是《喝采》的陳百強；《野玫瑰》的小劉、《心太野》的調酒師；但由他來演《旭日》，橫看豎看都像由梁思浩演孫中山！

他眉清目秀、跳脫靈巧，怎都無法叫人聯想起木木獨獨、四平八穩、笑不露齒、目不斜視的國父。聞說《旭日》還要到國內演，大批國父粉絲，會有啥反應？

還有，革命的配樂該是甚麼，我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「天鵝湖」。你能不能想像當琴音輕繞，四大寇竟在手忙腳亂製炸彈？相討國事，竟是靠「天鵝湖」填上廣東歌詞？

我相信，這些不是藝術上的刻意顛覆，而是懶惰。

我是由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、《南海十三郎》年代看過來的，「春天」的製作每下愈況，作為觀眾，難免恨鐵不成鋼。

「春天」擁有最好的東西：時機、人脈、江湖地位、宣傳技巧以及無數優秀的演藝畢業生，唯一欠缺的，是熱愛藝術的態度。

例如近年不少以歌星為題的戲，都不離萬人大合唱世界Key炒埋一碟式的製作，甚至說不上有鋪排有故事，不是慳水慳力，將價就貨，又是甚麼？

多年來，春天合共累積票房總收入達2.7億，敢問一句，台前幕後分到了多少？可觀的利潤、馬虎的製作，說穿了，不過是借藝術過橋的一門生意。

觀眾，好卑微，無牙力提出任何要求。最大的牙力，是放棄收看。

鄭家大屋行

趁着「澳門音樂節」看青年孫中山音樂劇《旭日》。志不在看劇，而在到訪演出場地，那聞名已久的──鄭家大屋。

大屋的主人，是《盛世危言》的作者鄭觀應。他的著作，影響過康有為、梁啟超、孫中山、毛澤東等改寫中國歷史的人物。

然而，大部分香港人連他的名字也沒聽過。那當然囉，香港的中學歷史課，幾頁紙便寫完整個辛亥革命，別說鄭觀應，連孫中山也不會聽聞多少次。

鄭觀應與孫中山，本來大纜扯不埋。鄭比孫大二十四年，要算三年一代，也隔了八代。鄭從商，搞洋行；孫從政，搞革命。鄭定居澳門，孫在香港唸書。走在一起，是冥冥中有安排。

當年孫中山在香港西醫學院（港大前身）畢業，隨即失業，因為殖民政府不承認香港的文憑。塞翁失馬，到了澳門行醫，住處就只距離鄭家大屋20分鐘腳程。其時鄭剛破產，閒來無事，二人一起暢論家國。鄭著書立說，寫成《盛世危言》，孫先睹為快，後來成為了革命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。

相傳少年毛澤東，也迷上此書，更不惜遮閉窗户挑燈夜讀，避過老父嘮叨。說來有趣，鄭觀應的四兒子鄭景康，後來當上攝影師，天安門廣場上掛著的毛主席玉照，正是由他的作品繪製而成。父子倆，一手包辦了毛澤東的精神與面貌。

鄭觀應影響孫中山最深的，是「人盡其才、地盡其利、貨暢其流」。簡單，卻是最管用的治國指南。

那是個最好也最壞的年代，一個生意佬也會去寫警世巨著，人人把關心國家視作本份。今日呢？從商是精，從政是蠢，要不就官商勾結。「人盡其才」的結果，是林D9出任政務司司長；「地盡其利」，但利潤都落入了地產商手裡。鑑古知今，辛亥革命都一百周年了，中國人，是進步，抑或退步了？

警方的難題

月初，我家樓下的單位，因為收音機短路，釀成一級火。

沒有傷亡，只有一人被焗暈，送院後已無大礙，我們當作笑談。

豈料，翌日清早，電話響不停，久不見面的親戚朋友，輪流打來關心「災情」！

原來，這小火，見報了。而且最少涉及三份收費報、一份免費報以及一家網絡新聞！其中一份，更刊登了大廈的照片，煞有介事圈着事發單位講解。

最．近．一．定．是．沒．有．新．聞！

我們都是如此解讀。

然而，錯了。因為，同一時間，斬人狂魔正肆虐將軍澳。近日，翠屏又有非禮老翁出沒，都是將近落網才遭揭發。

人人談警隊數碼化後的新聞自由，我反過來想警方所想，有些問題一直想不通。

以往，記者有「99機」，舉凡有風吹草動，記者可能比警方更快到達現場。有些案件，連環發生，有時甚至多得記者通報，警方才趕及行動。

報道有助舉報，也有助破案。而且，警方、傳媒素來各有各做，無人因此質疑警方的能力。

更重要的是，有「99機」，記者漏新聞，老闆怪記者。「99機」不能用，沒有新聞，個個怪警方，丁點沒着數。就算要保障受害人，只發放兇徒特徵就是，收埋有寶麼？

唯一可能，是有報道，便有破案壓力。非禮撞胸，每天不知多少宗，用不用那麼緊張。但見了報，成了焦點，就是另一回事。警方說快將破案所以不公布，會不會是反過來，因為見光死才快速破了案？

又或者，有一些，破了案也不想講。當年警務處長李君夏遭爆竊，換了沒有「99機」的今天，警方會否讓人知道處長官邸不設防？　

破不了案，不想講。極速破案，也未必想講。消息在手，放與不放，對警方來說，真是一個問題。

大將

真是宿敵。

特首在立法會新大樓第一次答問大會，第一條問題就抽中由黃毓民發問。

就正如2006年10月，上屆任期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，抽中壓軸發問的，是將於數月後與之競爭特首的梁家傑。

群眾等着看好戲，徒剩曾蔭權心中滴沽，怎麼老天爺就是不放我一馬，讓我走也走得好過點。

「剛才，有人掟雞蛋，我真係好驚。」可以想像，那是用一種怎樣的語氣去講的。

而我想起的，不是煲呔，而是董太。沙士一役，她穿得像個膠袋人般落區，叫人千祈千祈千祈記得記得記得洗手洗手洗手，不就是那似層相識的徨恐。

病毒無眼，恐懼猶可理解。不過是一顆雞蛋，可以有多可怕？更何況，已不是第一次。又更何況，已是最後一次。

正常人，面對任何最後一次，想的，都是留個好印象。正常領導者，離任前所想的，都是如何光榮引退。

只有煲呔，心裡想的，是報仇。忍了你很久，最後機會，還不把真心話說個夠。「爛仔、黑社會」，有備而戰，想來不是說漏了口。

犯眾憎如小布殊，一招接住飛擲而來的鞋，羸回不少掌聲。煲呔沒此身手，哪怕蛋黃流瀉一身，從容回應問題，看官都會忍不住加分。

就算是口舌之爭，與其問「黃先生，你做咩發生咩事幹」（題外話，一直不懂怎麼他總把「事」說成「事幹」，是哪個年代的鄉下話？），不如趁機感激毓民幾年來的挑戰挑釁與挑剔，道不同不打緊，你大聲也不代表你無禮貌。

幽其一默，雄辯濤濤如黃毓民，那一刻恐怕都會「O」了嘴。翌日的頭條，還不是我煲呔的天下。

人之將走，才明白最重要的，都不曾煉成。何解蜀中無大將？皆因所欠的，正是大將之風。

居屋的界外效應

居屋，終於要復建了。

其實，我不關心單位數目、地區、價錢。一直想知的是，政府如何看待房屋的本質。

房屋，究竟是否必須品？抑或只是可有可無、可炒可賣的商品？搞不清這一點，再多的措施都只是此一時彼一時的曇花一現。

我完全同意特首說，年青人不一定買不起樓。

我的一位大學同學，畢業當記者而已，幾年後已上了車。細問才知道，她自高中替人補習的收入一毫子都沒有花，工作後九成收入都儲起，戒掉任何消費活動。一個上車盤，掀開都是眼淚。

也有打政府工的朋友，捧着鐵飯碗公一份婆一份，三十歲前已置業。

買樓，未必是夢。分別是，以前房屋是穩定社會的元素，現在必先有極穩定的生活，才有可能擁有房屋。

前港督麥理浩說過，房屋政策，處理的不止房屋。穩定了樓房供應，不但解決「民生」，也穩住了「民心」。幾十年後的今天想來，此說依舊擲地有聲。

一年加一次租、兩年搬一次屋的人，過的生活不一定很壞，但肯定充滿變數。

反之，有樓的人，最有動力成家立室、生兒育女。要遷就阿仔阿女上學，搬屋的機會更少。子女動不了，父母的工作也盡量不轉，總不成天天由將軍澳去天水圍吧。

人有了牽絆，才最好管。房屋令人變得安定、變成順民、變成沈默大多數。

一個政府最怕面對的是甚麼？「nothing to lose」的百姓。無親故無兒女無物業無財產無穩定工作，遊行示威揭桿而起，同你死過，怕你甚麼？

這，不是新思維，中國人以儒家治國，強調家庭本位的重要性，為的，也是社會穩定。當人有家可歸，當子女懂得孝道，當社會認同論資排輩、長幼有序，造反的人就大大減少了。

政府千算萬算，有否算過無殼蝸牛對社會的界外影響？

活着每天，都是第一天

我不是蘋果迷。

沒有iPad，沒有iPhone，手提電話是早己絕跡的舊款。「i」產品變化之快，遲鈍的我連「i」和「p」是大楷抑或小楷都未搞懂，已經更替了好多輪。

然而，喬布斯逝世，仍然牽動情緒。他在史丹福大學畢業禮的演辭，在youtube累積逾九百萬人次。而我永遠不會忘記，當年躊躇應否捨棄鐵飯碗，友人給我傳來短片，第一次聽到那激盪人心的演說：「人生有崖，別把時間用來過別人的生活。不要讓別人的聲音，蓋過自已心底的聲音。」

震撼，不但因為他鼓勵年輕人「從心所欲」，而是他真的花上一生去開墾自己相信的。沒有付出的喜歡，不是真的喜歡。而只要義無反顧去付出，再不看好你的人，最終都會反過來欣賞你的堅持。

時光荏苒，近年開始教書，學生問我：「你總叫我追隨理想，但你怎確保我不會餓死？」然後，我又把短片拿來。連喬布斯也沒想過，當日輟學後，閒着學來的書法，多年後竟變成了電腦內秀麗的字体。他說，路，要回望才能看出端倪。預見不了不打緊，相信就是。

或許，喬布斯對世人的思想啟廸，甚至勝過蘋果產品對生活的改造。你我他與喬布斯無任何關係，但他的經歷，卻反覆在人生不同階段，啟發了我們。人大了，開始面對生離死別，喬布斯說，要把每天，當作生命的最後一天。因為，人之將走，便會明白，甚麼對自己最重要。

我最近不住在想，是不是還有這一步：死過翻生，活着每天就是重生。重生，也就是萬事的開始。抱着初上工的心情去工作、帶着初戀的心情去戀愛、以初生的好奇眼光去看世界．．．真正的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，是以最後的心情選最愛，以最初的心情去活着。活着每天，都是生命的第一天。這，才是真正的活在當下。

愈大熱愈冷清

特首跑馬仔，愈來愈好睇。

打從范太摩拳擦掌，到後來鳴金收兵，唐唐坐定粒六，預先接受各界祝福，到近日的婚外情傳聞，錯不在婚外情，而在解畫技巧之劣拙，叫人愈發看穿，這位公子，本來就無貨賣。時間尚早，黑材料素來愈出愈有，順勢走下坡，會否陰溝裡翻船？

那邊箱，本來無甚觀眾緣、又不獲權貴看好的梁振英，因為堅持不被勸退，似乎爭回不少支持。在何俊仁出現之前，他甚至令人想起泛民那種「本輸來打」的傻勁。香港人，不一定支持打逆境戰的人，卻又總有點隔岸觀火式的加許。如此想來，贏面雖不足，戰意卻是愈燒愈旺。

何俊仁參選，雖無勝算，但有可能入場。至少，他是民選議員，在小圈子選舉中，有一定的顛覆意義。想看好戲的人，說不定就扶他一把，送他入局。

三雄對壘，梁振英決心解決貧富縣殊，既然他在商界無朋友，那就不怕得罪商界。何俊仁會爭取普選（雖然在政改一役後，已很難說），跟兩位根正苗紅的對手相比，他始終比較入屋。只有唐唐，掌政多年，完全無人知道他在幹甚麼。

如此想來，這個深得中央祝福，不被香港人支持的「真命天子」，他日上位，定必舉步為艱，延續弱勢政府的宿命。櫈仔未坐暖，說不定又腳痛下台。終於看清形勢的范太，似乎又後悔收山之言說得太早。

特首選舉，表面上是選賢能，實則徒然突顯大熱唐唐的無能。最可憐的，當然是香港人。別忘記，董伯伯上任前，至少看來像個好人。董下台，輪上曾蔭權，我們起碼相信他的穩陣。最後兩人都令港人失望，是後話。反觀今日，唐唐未上台，大眾己不抱希望。選戰幕幔初開，看官早已萬念俱灰。如斯冷熱對比，才是香港最大的悲哀。

通常不常

關於菲傭居港權的爭拋,，有個很有趣的地方。

根據基本法，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人士，便有資格申請（注意，是申請，不是獲批）成為永久居民。

而根據入境條例，菲傭不算是「通常居住」在香港。

但法官林文瀚說，菲傭自願來港、受僱、定居，根本就是「通常居住」。政府硬把「通常」界定成「不通常」，就是違憲。

很複雜，是吧。這裡衍生的問題，是通常咱們是如何理解甚麼是「通常」？

如果立法的目的，是為社會設下遊戲規則，讓大眾清晰各自的權責。那麼，為甚麼大部分規則，都只有火星人才看得懂？

一般人對「通常居住」的理解，就是在當地居住、生活、工作。但原來，我們又不能用常理去理解入境條例。

當我們在談A，卻原來法例上的A，是常人心目中的B。於是，一頁紙的法例，衍生了十頁紙的定義。定義本身又有其定義，然後是定義的定義的定義，或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。

枵了十個彎，回到簡單不過的起步點上──反正就是不想菲傭居留。然後，捉字虱捉出禍，徒然遭司法覆核。

與其如此，倒不如索性把入境條件定高一點。豁出去算你「通常居住」，容你申請。但獲批的，只有高收入、高學歷、具備專業資格．．．效果一樣，卻未必違憲。而重點是，這是市民大眾都很容易明白的。

早年的家暴條例，也是一例。政府恐怕同性戀者借題發揮，要求把同性戀納入「家」的範疇，變相合法化。而其實，把條例的目的，改作「防止同住暴力（而非家暴）」，不就行了？討論到最後，也得出類似結果，但已是大戰三百回合之後的事了。

如果，我們的法例，通常人在通常情況下都通常能夠明白，社會，或許也會和諧而有效率一點。

排隊的資格

最近，老想起這件事。

升中三那年，我計劃轉校。十多歲的我，蒐集好資料，帶着期待卻也戰競的心情，逐一致電心儀的學校查詢。

嘟嘟──嘟嘟──

「請問．．．想到貴校插班，有甚麼報名手續呢？」

「轉校？我們只收全級首五名的！」然後，「卡」一聲，通話的另一頭，無情地掛了線。

吃了一記閉門羹的我，心深不忿。是吧？一把稚氣的聲音，話也說得七零八落，看穿你難成大器──對方一定這麼想。

但，你憑甚麼無禮掛線？憑甚麼不讓我報名？憑甚麼拒絕解釋？然後，我從手上的學校名單中，同樣無情地剔除了它的名字。

想起此事，是因為菲傭居港權官司的爭議。事關我一直懷疑，大眾沸沸揚揚，討論其實對錯焦。

官司處理的，不是菲傭應否「擁有」居港權，而是有沒有「申請資格」。

目前，任何人連續居港七年，都可提出申請，唯獨外傭不行。亦即是說，一個菲藉廚子在港工作七年，有資格申請。換了菲傭在僱主家煮了七年飯，就不當作「通常居港」。

我們恐懼香港淪陷。但「申請」跟「獲批」，是兩回事。12.5萬菲傭不會「自動」成為香港居民，因為還要滿足很多其他條件。

就正如不是所有香港人都可入藉美加澳紐，然而，人人都應有權去排隊。

又正如每所學校各有收生條件，你有權不取錄我，但我至少可來報名吧？連報名的權利都被剝奪，先不用問法官，小學生憑常理都知道有問題。

至於取錄的條件，甚或最後有多少成功個案，可透過更嚴謹的入境政策去劃界。這些，卻是官司之後的事了。

鼓譟，不是問題，但至少該搞清楚為何鼓譟。連排隊的資格都要剝奪，香港還可以說是一個尊重人權、包容多元的國際化城市嗎？

The Good Wife（下）

《The Good Wife》的中譯名字，改得有點那個。

明珠台譯作《「法」妻》，捉準了女主角Alicia的行業，捕捉不了其性格。台版還是國內版，叫作《傲骨賢妻》，算是精準，卻嫌沈重。想來想去，好像還是《The Good Wife》淺白得來最有想像空間。

故事的主線，是女主角Alicia如何處理與兩個男人之間的感情。

任職律政司的丈夫，被指虧空公款去召妓，更遭撤職。你是Alicia，會怎樣做？

丈夫出軌，Alicia沒有發瘋、崩潰、執包袱一走了之，但她，也不會隻眼開隻眼閉。

對於重修舊好，她有要求。不是要求丈夫不再去滾，而是要他擺脫自私的性格。因為，她心中清楚，這才是萬惡的根源。

要求很高，但Alicia 明白一個人要改變，需要時間。她願意給予機會，她不介意去觀察、去等待、去鼓勵。所以，她不離婚。

她愛他。但愛不是乾脆的原諒、盲目的縱容，而是用最大的耐性，一步一步重新建立理想的婚姻。

何苦？天涯何處無芳草。她本來就有很好的後路。

為了擔起一頭家，她重操故業。上司是曾有過一段情的大學同學，昔日幾經陰差陽錯，今日，時機對了，而她對這個幹勁十足的男人，也的確是動心了。

丈夫背叛在先，她大可拋開一切開展新關係。但她不慍不火告訴男人：「Show me the plan。」

浪漫是一回事，還要顧及子女、工作、未離婚的丈夫和虎視眈眈的傳媒，是現實。

處境複雜，只可以龜速前進。她既不放棄，也不強人所難。她選擇謀定而後動。《The Good Wife》賣的，是Alicia的硬朗。但看在我等女性觀眾眼中，她是溫柔在骨子裡。

真正的溫柔，不是嗲聲嗲氣的聲線、拋媚眼的姿態、貼身膏藥般撒嬌，而是對男人、對自己、對人性的理解、體諒與包容。或許，這才符合The Good Wife的美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