屁股研究（上）

上回提及肥仔堂弟的蛇餅花灑，他看後滿不在乎：「那算甚麼，你要是談談Toto Washlet才更有文章！」一言驚醒，方想起這個教人拜服得五體投地的設計。

Washlet，就是那些「懂得洗屁股的廁所」。大小二便後，省得用廁紙拭擦，按個掣，馬桶自動出水，射程精準，水溫適中，還有內置風扇把屁股吹乾。

構思夠體貼，不在話下。有趣的是，恐怕只有日本人才會落手落腳把它實踐出來。

試幻想某天，老闆走來問你，可否把你的「肛門」位置告訴我，你會怎辦？害羞得逃之夭夭，抑或控告他性騷擾？

Toto要設計出最貼心的廁所，第一個難題就是：如何搜集資料。例如，究竟人的肛門跟坐廁的內籠，有多遠距離？

無計可施，唯有由員工開始。先在馬桶內拉一條直線，員工輪流試坐，然後恭恭敬敬的用告示貼在線上標記好肛門位置。

幾百個數據，是個開始。然而屁股有大小，形狀有不同，如何確保水柱百發百中？研究員苦苦思量，突然，看到收音機上的伸縮天線，bingo！把噴水器變成伸縮，不就可以了？

長度搞定，輪到角度。於是白老鼠們又來一趟，噴水器由60 °起逐度逐度向下微調，最後發現，到了43 °，對大部分人來說就正中要害，而這角度又剛好可把污水折射回馬桶內，乾手淨腳。

還有溫度。水有多冷多熱才最舒服？白老鼠身先事卒，以每0.1°C為一個單位，分別找出最理想的水溫以及不能承受的極限。而為了確保一年四季都用得着，實驗室的溫度也由-10°C慢慢調升至逾30°C，然後在幾千個室溫與水溫的組合中，得出結論。

聞說至今，Toto已累積超過一百萬個屁股數據。日本精神，一言以敝之，大概就是──走火入魔的認真。

蛇餅花灑

肥仔堂弟由日本回港，暫住我家，我家就多了一個「蛇餅花灑」。

平日，我家的蓮逢頭，隨手掛在托鈎上，鐵喉像個U型垂下，晃下晃下。

堂弟在，花灑就變了一個蛇餅。淋浴前得先把蓮逢頭一圈一圈往外轉，直至鐵喉完全鬆綁。因為堂弟淋浴後，總是很有耐性地把鐵喉圈成蛇餅，牢固得打風打不甩。

堂弟為人隨和、不拘小節，「蛇餅花灑」不是本性，該是旅居日本十年的結果。而這蛇餅，又教我想起從前在日本的寄住家庭裡的一張大木桌。

那木桌可圍坐十多人，由伐木到設計到裝欿都是自家製。地板開個大洞，木桌放當中，人坐下，腿穿進地底，桌面不高不低，剛及手肘，吃起飯來特別自在。

原來，開發這桌子之前，他們特意把家裡所有人都叫來試坐一次「無影櫈」，度好地面與手肘的高低距離，再找出眾人的平均值，才開始動工。

我聽得嘖嘖稱奇。這家人的身高本已很接近，用不用刻意量度一趟？屋主說，不，就算身高一樣，有人身長腳短，有人頭大身細，要大家都坐得舒舒服服，就要小心試清楚。

難怪日本人寫得出像《點與線》般的小說。那0.000001的時間／距離精準度、思考之慎密、執行之認真，由規劃一個家開始。

日本人把收藏叫作「收納」。物件與傢俬、傢俬與家，互相容納，水乳交融。位置不夠，無關大小，在乎是否度身訂造。七呎高的書架，不一定比六呎的能放更多書。關鍵是，每一層是否剛好跟書的高度一樣，偷回空間，善用每吋。

室雅何需大。我不羨慕別人住豪宅，反而很響往日本單身族那些精緻的Studio Flat。三百呎的家，蘊藏別人六百呎都安置不了的東西，而斗室依然整齊亮麗。這，才是生活的藝術。

嘉銘與小豪子

電台拍檔陳嘉銘和小豪子曾志豪十一月開騷搞棟篤笑，我拿拿聲訂飛留個靚位。

棟篤笑難做，因為演員要夠鮮明，但太鮮明會被定型，流於膚淺。面向太多，又會互相抵銷。平衡，談何容易。嘉銘和豪仔，卻都是很有個性，又絕非個性單一的人。

嘉銘斯文低調愛讀書，架着黑粗框大眼鏡，像個氣質不凡的憂鬱書生。他的「朋友」不少，兼且很另類。他常常教我，如何跟疾病做朋友、跟孤獨做朋友、跟無常做朋友、跟平常心做朋友……我總是很想問他，哪你有沒有想過，跟「快樂」做朋友？

但我沒問，怕拌嘴，雖然拌嘴早己是我和他做節目的特色。而其實我知道，他並非真的那麼憂鬱。他可以很鬆、很放。只是，他的快樂，像流星，一閃即逝，你還必須仰望。

他的渾灑自如，都留給了舞台。幾度公演棟篤笑的他，台上的風采，跟平素的內歛，是兩回事。他在悲傷中提煉笑話。「笑話＝悲劇＋時間」，這句話，他最懂。

豪仔剛相反。表面上他轉數快，是醒字派，還有點牙擦擦。但接觸過他的人都知，那只是營幕上的經營。平日的他，沒有氣燄，反倒有點年少的莽撞與忐忑。

行走江湖必須步步為營，豪仔性情真，也熱血，卻難免粗心，有時話說盡了，覆水難收。作為朋友，我選擇提醒和支持，而不是嘲諷與苛責。

嘉銘和豪仔都是天蠍座，疾惡如仇，演譯各異。還記得三年前在直播室，兩個大男孩如此打招呼：「 喂，一齊搞啲野？」「好，搞，梗搞。」然後拳頭踫膊頭，就君子協議出一個棟篤笑，取名《國民跣低教育》。

當年，反國教甚至未炒熱，國情手冊都未出。相對事後抽水，我覺得他倆有種前瞻的大膽。11月9-10日，上環文娛中心，等着睇好戲。

懂要說出口

有個關於教育的問題，我一直很想請教天下的愛情專家。

事緣，無數次有學生問我：「老師，我懂了就是懂了，為什麼要說／寫出來證明自己懂？」

久不久就有這種男生：聰明、涉獵廣、有見地。但是，要他們耐着性子把想法交代清楚，像要了他的命。

要這些同學仔拿起一枝筆寫幾隻字，他寧願乾脆不來上課。對他們來說，「學習」，是樂事；「表達」，卻是一等一的麻煩事。

而我懷疑，這根本不關乎學習動機，而關乎性別。

從來沒有女同學那麼抗拒表達。反之，女生總是有理沒理雞啄不斷，當然更沒有女生問我，我懂了就好，為甚麼還要去證明一次？

成年人的世界，或許都是一樣的。女人喜歡喋喋不休，末了，問男人：「你明唔明我講咩？」男人會答：「難道我要說『明』，你才相信我明嗎？」女人說：「那當然，不然我怎知你想甚麼。」金星與火星，就是如此雞同鴨講。

梅麗史翠普在《愛情回春》裡，為了「尋回婚姻」，拉着老公求見輔導員。老公氣結：「為甚麼要搞這東西？我們一起31年了，那不是婚姻是甚麼？」

對男人來說，我愛你就是愛你，為甚麼要去證明我愛你？對女人來說，沒有表達出來的愛，我怎麼知道是愛？

如果我對小男生說，讀書好比追女仔，試卷就是你的對象，不表達，對方收不到，管你英明神武，一樣捧蛋──這樣想，是不是煞風景了點？

不過，追女仔又比考試幸福，因為不是所有老夫老妻都像梅麗史翠普般要求「愛情回春」，更多的比較像特區政府，不溝通、不回應、沒補充，隻眼開隻眼閉就過了一世。

表達的真正敵人，不是技巧不足，而是怕麻煩。有無兩性專家，可以為小男生指教一條好橋？

Speed佬

他的姓氏很有趣：Speed。我們都稱他「Speed佬」。

傳統名校的老師，都是有板有眼的，只有Speed佬那麼另類。當年，他常常有書不教，讓我們自由看書，看罷跟他討論，說甚麼都考不起博覽群書的他。教寫作，他任我們寫，只說能省的字必需省，再拿出「經典錯誤」供我們照妖鏡。

文學課，他從不發筆記，卻拋出一條又一條書呆子想都沒想過的問題：工業革命如何壓抑人性、過度壓抑如何引致過度落墮、所有關係都是衝突與和諧的循環、思考與感性是妥協也是對立、人如何打破自我成為另一個我……他就是有方法令「一嚿飯」開竅。

Speed佬不算親切，但很有幽默感。文學作品少不免談及男女情慾，他為免尷尬，把行房稱作「playing mahjong」，意即中國人的「favourite game」（而「性」就是西洋人的）。結果那年謝師宴，我班送了他一副麻將答謝他。

Speed佬的身世，一直是個謎。他來自澳洲，年輕時旅居希臘，之後來香港教書。有人說他曾受情傷，有人說他是同性戀，也有人說他享受獨身。他的背景，我們從來不敢求證，只知他那異於常人的文學敏感度，必定來自某些經歷。

我們畢業後，他也退了休，流浪去也。然後那年，接獲他的死訊，他在一次往尼泊爾的遠行中，突然暴斃，死因是急性胰臟癌。

我以為，不會再有他的消息了。然後那天路過母校，跟老師L談起Speed佬的點滴，忽然，她從沙發彈起，拉着我穿過幾條走廊，跑到一堆甩皮甩骨的紙皮箱前。

原來，Speed佬生前用過的書，都寄存在L老師處，適逢校舍裝修，差點沒統統丟掉。我倆像個拾荒婦般，蹲在地上把書扒回來。我撫着那些尖尖細細的眉批，字跡多麼熟悉。書在，人已杳。Speed佬，在天堂要好好活着，多打些麻將。

借大鳥過橋

為甚麼美國政治比香港的更有趣、更耐人尋味？

因為羅姆尼會在總統辯論上說，他雖然喜歡大鳥，但還是主張炒牠魷魚，削減播放《芝麻街》的公共電視資源。

而特區高官就一定不會說，雖然我當年一邊追女仔一邊看王書麒、路嘉敏，但對不起，港台還是要被陰乾。

其後，奧巴馬借大鳥拍電視選舉廣告，又有自稱大鳥粉絲的小女孩寫信給羅姆尼投訴。

香港連選舉廣告都不能拍，而孩子們也早已不看兒童節目。港台電視部最年輕的節目是DIY2K，受眾早己成年，充其量是心境青春的kidult。

奧巴馬會在辯論台上公開恭祝老婆結婚廿周年快樂。梁振英選擇當選後靜雞雞飛往蘇梅島慶祝結婚三十一周年。

在香港，會高調示愛或公開多謝老婆的，通常是藝人。萬梓良會讓無綫全程直播婚禮，咬牙切齒擁着恬妞和女兒高呼：「 三個人一條命」。霆鋒奪得金像獎，煞有介事謝謝柏芝。然後，戲劇性地雙雙分手收場。

在香港，如果我們聽到競選對手結婚周年紀念，最多笨笨的說句恭喜。羅姆尼卻幽奧巴馬一默：「就憑你選擇了有我在的場合，我肯定這是最浪漫的一次表態。」

奧巴馬和米雪恩愛，克林頓和希拉里則是為了大局不得不恩愛。貌合神離的夫妻、政治上的最佳拍檔，如果有套電影開拍克希之外傳，一定很好看。

在香港，很少看見政治人物結婚，沒有普選不會結婚的倒聽過一個。對上一次比較轟動的，應該是剛連任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那遲來的春天。

政治文化，沒有好壞高低，只有異同。就近的港式爭拗，較之遙遠的美國政局，還是後者吸引眼球。好聽點說，香港人不浮誇，坦白點說，或許咱們不論做人還是搞政治， 都欠了少少幽默感。

擱而不撤之後

半說笑，也半說真。

我一直覺得，最有效的國民教育，應該像「持續進修基金」一樣，人人有生之年，都可以申請一次，去一個包食包住包玩的免費國情研習班。

若管治不外乎威迫與利誘。愛國教育，一定是後者。皮費重一點，但不會重得過國家的維穩費。

當然，國情班，也得分清楚哪一種。近年很多年輕才俊，不斷以專業身份北上研習，卻總是離不開一間房四面牆聽官方講座。洗腦事小，悶死事大，沒多少人「學成」歸來後，會唱通街祖國有多好有多偉大。

要搞，就要搞得像學生交流般，說教可免，經歷為上。

我仍然記得，大一那年，參加交流團，現場觀賞國家男排的賽事。國家隊輸了，我們喊得聲帶沙了，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受到，何謂榮辱與共。

我們住在北大南門附近，天天跟北大學生混在一起。朋友們博覽群書，又有獨立思考。我是第一次知道，一流的大學生，該有此質素。見賢思齊，卻也望塵莫及。

我們自己搞家訪，不要當局篩選過的，寧願托上托麻煩朋友的朋友的朋友。我還記得小女孩給我看成長的照片，年復一年，生活逐漸改善。她的媽媽說，國家經濟在進步，政治嘛，慢慢來，要給時間。當下，我愣住。這句話，以往政府說多少次我都沒聽進耳。那一刻，我動搖了。

我也記得我們冒着大雨，摸黑到天安門霸頭位看升旗。旗緩緩上升，這群黃毛丫頭，竟然眼泛淚光。離開那天，我們有點不捨，嘴裡不認，心裡清楚，我們已漸漸愛上這裡的一切。

真愛，需要時間。最愛國的人，該像「老港正傳」裡的黃秋生，是從小浸淫出來的。既然國教科擱而不撤，是否可以換一個更有人味的方式？抑或，其實國家最想要的，只是沈默的順民，而不是愛？

離開，不代表不愛

在AO／EO備戰班上，幾乎每次都有同學問：「你離開政府，為什麼又教人投考政府？」

這問題，值得研究，卻總是有理說不清。終於這次，我決定給自己，也給別人，一個較有條理的答案。

問題的背後，想來是有幾個假設的：一、離開政府，即是不喜歡政府。二、教人投考政府，即是慫恿人加入政府。三、慫恿人去做一樣自己不喜歡的事，就是自相矛盾。

坦白說，三個假設，我都不盡同意。借用梁振英常用的雙重否定說法，就是「不做政府，不代表我討厭政府」。

記得一位我尊敬的AO舊老闆曾經說過，人有其性格，每份工作有其文化，找工作，說穿了，就是性格與文化的配對而己。

用生物學的角度說，就是每種生物都有特定的生存環境（habitat）。人與機構能否共同成長，就看兩者如何契合。

不是你杯茶，未必就是敵人。因了解而分開，我也祝福你找到合適的另一半。問題是，要了解，也不一定有渠道。

其他行業，周圍都找到過來人。要不，看電視、電影，道聽途說都會略知一、二。 只有AO，永遠神秘。當局只簡介入職要求和待遇，卻不一定詳述工作性質和環境。

備戰班上一鱗半爪的分享，是個認識的過程。不是慫恿，亦非勸退。選擇，是同學的。

做自己不喜歡的事，是矛盾。支持別人幹自己不喜歡的，並不。我走了，但留下來的舊朋友，跟政府如漁得水，我一樣衷心為他們高興。

有趣的反而是，怎麼別的行業，不會遭人這樣質疑。例如，無人會說，某君離開飲食業，又勸人加入，真是矛盾。

只有政府，才有這種挑動神經的本事。非黑即白的假設，是因為近年政府每每倒行逆施，衍生了許多社會矛盾。這，才是最值得我們正視的問題。

考AO有問

好像每年的這個時候，都把這個寫一次。奇怪的是，寫極還未寫盡未寫完。

話說政府AO／EO的招聘剛於周三截止，我又開始帶着同學備戰。一如以往，今屆也遇到很多有趣問題。

有同學說，他的履歷，除了學業成績，甚麼都沒有，政府會取錄嗎？

聽罷，我笑了。今時今日，連考幼稚園都要有很多「課外活動」。但是，考AO比考幼稚園幸運，除了官方的筆試／面試，甚麼都不看。

科舉無眼，正是它最公平的地方。不論出身背景性格喜好樣貌性別年齡，只求考試過關。反之，試考不好，其他優勢，都求不了情。

談到優勢，同學又說，某些學系，例如念政治的，會更有優勢嗎？三大院校畢業的，相較其他，更有優勢嗎？

這個，當然，也不盡然。都是那一句，科舉無眼。政府不會單單因為你念政治，而給你加分。但念政治的，對社會議題較熟悉，也是事實。準確點說，對政治有興趣，同時是考大學和考政府兩者的優勢。

同樣地，政府不會單單因你來自三大而取錄你。但三大的同學一般語文能力較好，也是事實。語文好，是優勢。三大畢業，並不。因與果，搞清楚。也就是說，儘管你不是某系出身，但長期留意時事；或者不是三大，但中英俱佳，為何不試？

同學又問，政策分析要全面，坊間有沒有All-in-one的天書？

這個嘛，如果有，政府第一個撲去買。可惜，天書不假外求，最好自製。因為讀報，只讀到最新發展。看評論，又通常只談某個角度。想由零開始講故事，唯有自己跟新聞、做筆記，像偵探查案般把蛛絲馬跡化零為整，復原時序，再把討論分類，然後分析 。

很辛苦？AO仔天天都是如此為老闆做file。不喜歡的話，這份工，就不是你杯茶。

理性的敵人

上回談及，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中，每個人對於政府該如何管治，都會抱有一套完整理念。

下筆之間，忽然想起美國電視連續劇《The Good Wife》裡，男主角的競選經理Eli Gold曾經說過這句話：「你知道我為什麼鍾情政治？因為，它是世上所有遊戲中，最合符理性的。」

香港人崇尚理性，所以我也不禁想，我們有沒有Eli口中的理性？仔細看來，這理性至少有三部分：

一、每個人心中都明白自己想要甚麼。二、每個人都很清楚，坊間有甚麼選擇，當中哪個跟自己的想法最接近。三、每個人都會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，採取相應行動。

世上不少地方，尤其發展較成熟的，不難發現這三步曲。例如英國的東北城鎮，以工人階層為主，他們認為政策最好向基層靠攏，所以在眾多選擇中，比較認同工黨，繼而把支持轉化為選票。

一個極度了解自己，同時長期觀察市場，對政治光譜上的微小分野高度敏感的人，不難作出最接近理想的選擇，就像一個對用膳有清晰要求，又長期格價和留意食材質素的家庭煮婦，甚少買錯餸煮錯飯一樣。

有理念，不等於死忠。反之正因「跟得貼」，總會審時度世，適時表態。例如在1997 年，大量保守黨的支持者，因為認同貝理雅融入歐洲的策略，加上工黨也願意微調其社會主義政綱，就轉投工黨的懷抱。

這個遇強愈強的互動過程，能在香港發生嗎？我傾向相信可以，只要我們知道自己要甚麼，而不是只知自己不要甚麼。

人說，西方比我們走前幾百年，何苦要求香港有一樣的步伐？或者應該換個角度想，一般人由自己的經歷中學習，聰明的人由別人的經歷中學習。說到底，理性的最大敵人，絕非不夠聰明，而是自恃聰明而衍生的懶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