聽不到的說話（上）

上周，跟學生閒聊之際，有個很感慨的發現。

如果學習不外乎「聽讀寫講」四大範疇，最重要的是甚麼？孩子們最弱的，又是甚麼？

是「講」吧。填鴨式教育，沒有甚麼發表機會。公開演說，手軟腳震期期艾艾的，多的是。

非也。如果深入認識每位孩子，會發現大部份私底下都是口不停的，要他們安靜遠比說話難。

是「寫」吧。在表情符號取代文字表達的年代，要孩子拿起一枝筆，難比登天。

非也。寫字，其實不是問題。死到臨頭，拉牛上樹，總有幾百字，內容如何另作別論。

最弱的，其實是「聽」。弱成甚麼樣子？一條新聞，三十秒，沒有多少人，能覆述當中的三、四句。

同學用一分鐘講近況，時間到了，聽眾除了主題（例如看了哪套戲），當事人所有演繹，都沒仔細聽。

玩「以訛傳訛」遊戲，幾句說話，經歷了二十個人覆述，沒有一隻字，是一樣的！

很奇怪吧。填鴨教育下，莘莘學子不是一直被批評，是背書機器麼？怎可能幾句說話都記不住？不擅長背書，卻被迫背了這許多年書，可以想像孩子有多痛苦！

更諷刺的是，我們最弱的是聽。但從來九成的上課時間，都是單向的聽講。即是十多年來，幾乎沒有接收過甚麼。漫長的求學生涯，豈不是都浪費掉了？

早前日本有個調查發現，八成中學生，坦言完全不記得老師課堂所講的。一成，接收少於一半。餘下一成，接收一半左右，通常是班中名列前茅的幾位。

香港的情況，恐怕不遑多讓。更大的問題是，這裡指的「聽」，還只限於接收，未包括理解、消化以及批判思考。接收，作為求學的第一步，竟被廢了武功，餘下的路，如何走才好？（待續）

捐不捐之間

好有趣的對比。

以往，但凡天災橫禍，香港人義無反顧捐輸。但今次四川地震，有人發起「一個仙都唔捐」，一呼百應。

以往，一有工潮，人人都說工人搞搞震無幫襯。但碼頭工潮上演足足一個月，民間捐款完全沒有停下來的意思。

這個改變，得來不易。相對以前情緒主導的善心，刻下你我他，捐不捐之間，多了許多思考。

同情災民，捐。但捐之前會想，錢最終去了哪裡，還是不捐為妙。同情工人，捐。捐之前再想，捐款其實是對不公義的控訴，再捐多點。

呂秉權說，內地不缺錢，缺制度。可幸是，近年愈來愈多香港人，開始思考，社會事件與制度的關係。

遠在皇后天星或者高鐵事件，政府還可以扮大家長，批評後生的激情。但是，一時激情撑不了這麼多年，撑不過這許多事件。

反國教，不獨反那洗腦的教科書，而是終於驚覺，政府可以透過教育制度安插學科去改造下一代。

支持工人，因為我們終於看穿，官商勾結，天下打工仔都不能獨善其身，管你是不是幹碼頭的。

政府為甚麼愈來愈頭痛？因為以往定政策，只需考慮直接的持份者。今天，任何人都是任何事的持份者。

80後是菜園村的持份者，異性戀者是同志平權的持份者，中學生是碼頭工潮的持份者。因為，他們關心的，不光是議題本身，還有背後的制度。

人說，近來社會矛盾激化，多了人出來搞事。實情是，搞事的人多了，但思考問題的人也增加了不少。只是，後者從來不會被媒體捕捉，卻會默默起革命。

民主制度下，我們可以投票。資本主義的社會，付錢如投票，捐款即表態。一時的過失可以包容忍讓，然而諸事不順，就是制度之過。制度問題，最終只能用制度解決。

《東京家族》

上一輩看《東京家族》，會對照《東京物語》。我們這一代，沒有包袱，卻少不免對號入座，想像身邊的父母、他日的自己，老了，是怎麼回事。

兩個多小時，印象最深的，是老父親的身影。永遠躬着背，如一尊佛般坐着，眼神鎖定在無限遠的遠方，永遠不知腦袋裡裝着甚麼。

躋身二女兒家中閣樓，一整天就在看窗外的雨。你以為他在沈思，其實只是發呆。

在橫濱的酒店房，他衣服也不換，光對着一扇窗，盯着窗外的摩天輪。你道他又在發呆，卻原來腦內的世界，比甚麼都精彩。摩天輪是兩老年青時的窩心拍拖回憶，有一搭沒一搭的想當年，憶苦思甜。

老媽死了。由事發到回鄉到喪禮結束，老爸沒說一句話，你猜準是受驚過度吧。然後他突然說了句：「我想起了，在橫濱，你們媽媽摔了一交。」原來，他的沈默，只為搜索枯腸，要拾回一個為什麼。

老了，人慢下來，身體遲鈍，話也少，腦筋卻仍然清醒。子女要走進老爸的內心世界，更有難度。

酒腳老友對老爸說，我們這群人當中，數你最幸運，該知足了。天曉得對老爸來說，打從子女離鄉背井到東京闖蕩那天起，心裡永永遠遠都有個缺口，甚麼都彌補不了。

子女在老媽過身後向他提議，一起生活吧。老爸竟又誓死不走，誓死不靠子女。「東京的人，好忙」──是他的總結。

你以為他一個人生活不來，托賴靠鄰居、靠自已，好歹拉扯過。反過來，為口奔馳的子女盡力把生活安排好，但老爸心裡那個洞，卻又永遠填不到。

垂暮之年，日子，如此這般過。未必更差，也不會再好。《東京家族》教人看得感動，卻也心有戚戚然，因為，實在太真。

人格品牌

教通識的拍檔鄧Sir和我，常有這討論。

大家都是自由人，傾工作接工作，已是生活一部分。我習慣思考好多問題：工作性質、目標理念、合作伙伴、時間地點、自己的能力、報酬的高低……

理念相近，報酬不是問題。報酬高，時間地點盡量遷就。時間許可但信心不大，無妨一試。有信心的，即管反建議修正目標……萬千思考點，萬千可能性，我一相情願以為，審慎衡量、認真決定，是對人對己負責任的表現。

鄧Sir見我苦腦，總是頭擰擰，還我一個「no comment」的眼神，另加未說出口那句：「唉……你，累不累？！」

他，剛相反。取捨於他，好簡單。做人做事，只重視只考慮一點：跟對手的關係。

不是官商勾結私相授受的關係，也不是有錢駛得鬼推磨那種關係。而是，可以讓自己很安心很信任的關係。信任可能來自出生入死肝膽相照，也可能基於認同對方的處事作風。

有信任，關係就好；關係好，合作就差不到哪裡──他總是如此掛在口邊。這個信念帶着他，走過了好多個自由生涯的年頭，於鑽牛角尖的我看來，倒是要再轉好多個彎才明白的。

例如，他只看關係，不看報酬。自由人，總還是要生活吧。後來，我懂了。他信得過的對手，通常做事君真，錢銀也不會搵他的笨。

不在乎錢，總得在乎工作性質吧，說到底，也是為理想才當自由人啊。放心，你信任的人，價值觀與工作選擇，跟自己通常相去不遠 。

「關係」，是條「一站通」的門匙。選對對手，就是做好把關。信任推薦人所推薦的，就像跟着品味相近的人入場看戲，或者購買相熟品牌，質料設計手工都在預期之內。自由工，你選人人選你，首選品格。人格，就是品牌。

拜山

清明早過，柴灣地鐵出口那的士站，仍然排着人龍，不是要到華人永遠墳場就是天主教墳場。

正日以來都下雨，難得放晴，人人追陽光趕了出來。列隊候車，全部頭半白，寒着背，拿着大包小包。

的士大佬有感而發：「以前載過好多後生上山。而家？八、九十後都不拜山了。在facebook開個group，發束花貼個相就是。」

我懷疑除了拜祭laughing哥之外，有誰真的會如此向先人致敬。不過，拜山活動愈來愈凋零，倒是真的。

認識我的人都知，鄙人之親戚團隊，大得很嚇人。小學念的家庭倫理關係，那些「阿爸個堂妹個表姨媽個女是你貴親」之類的問題，我通常攞滿分。因為，想得出的親戚關係我都有。

有人嫁娶，筵開上百席，非為排場，而是，人實在多。向每位長輩打個招呼寒喧幾句，由主家席走到大門口，乳豬未吃過，已是時候散席。

拜山，更是隆重其事。每次訂一架旅遊車，幾十人扶老攜幼浩浩蕩蕩出發，吱吱喳喳像小學生去旅行。車往港九新界的跑，我們就在車上分發雞翼、三文治和維他奶。勞碌過後，還有鵲局晚飯直落。

過節如是。每個節日，我家都過好多次。長輩生日，老中青濟濟一堂出席。我有時懷疑，根本就是找個藉口聚在一起，吃喝說笑個痛快而已。聽說，上一代的小時候，十數個家庭都是住在隔離左右，得閒無事，湊夠腳還會排演「梁山伯與祝英台」。

大陣杖拜山是何時沒落的呢。印象中，沙士那年，怕人多取消了。之後，長輩們相繼撒手塵瞏，組團拜山之事，不了了之。

此刻零星幾人在墓前，看見誰人早一步已留下鮮花。儘管已無集體行動，猶剩前後腳的默契，慎終追遠，莫失莫忘。

假如考試問六四……

這些說法，真的還有人信麼？

通識文憑試，其中一條，關於國民身分認同，參考資料包括六四、釣魚台事件和2008四川地震賑災。

傳媒又重彈老調：題目敏感，考生卻步，怕秋後算帳，也怕因為反政府而捧蛋。

如果，立場真是合格的關鍵。那麼，上屆通識的合格率，不會是八成，應該是百分百，因為人人都會識做地把政府的口徑搬字過紙。

我反而覺得，試題有六四，擔心實在多餘，高興都來不及。

以前政府說，少於廿年的不算歷史。理曲氣壯，六四一直不被寫進教科書。廿年過了，書本還是沒更新，看不過眼的老師們，擠出課堂時間，加料補回這一段。

現在，好了，六四竟然堂而皇之進駐一份公開試的試卷，就算沒有實質意義，都有很大象徵意義。教育局也不能再說，六四不是課程的一部分。

學生也該熱烈鼓掌。今期的試題有國民教育，也有拉布。可見過去一年熱辣辣的事件，不會因為政治考量而被剔除於考卷外，以後要「貼」題目就簡單得多，總之有大食大。

當然，考評局才不會那麼大膽，要同學評價六四。看真點，題目其實是問，有什麼因素，驅使香港人參與一些與國家有關的重大事件？

重點，不是六四，甚至不是事件，而是「因素」。「因素」，有很多可能性，也必須具備某程度的普遍性，而非針對單一事件。

相信無稽的謠言，就像流感期的「盲搶鹽」。而我們，都愛患感冒。傳媒對能做文章的故事感冒，同學則對試題的政治性感冒。

我倒真的擔心同學因為立場而失分，非因選錯立場，而是題目在考的根本就不是立場。千錯萬錯，錯不在政治不正確，而在離題。

雲端辦公室

老人痴呆，愈來愈嚴重。交稿，少不免有烏龍事。

文友試過，一時錯手，一稿多投。為幾個地盤，寫了幾篇文，發送那刻，誤click同一篇。

也有人試過，甲專欄的稿交了去乙專欄，還好兩者字數相約，題材不限，神不知鬼不覺。

聽得多，我學精，每個檔案均付註報章名稱欄名和見報日期，自己烏龍，編輯一眼關七。

托賴，交錯稿未試過。試過更弊的，寫好，就以為交了。編輯追到，才想起文章平白躺在電腦內。趕回家發送，死線早過，仍能出街，一額汗。

現在都流行雲端科技，在電腦設個drop box，另一端在手機存取，救急扶危。我反而想起，曾幾何時，為自己發明的山寨版drop box。

唸大學人人在電腦室趕功課，完事就複製到USB存底。烏龍的我，存了底卻忘記帶回USB，帶了出街又忘了帶回家。做一份功課就丟失一隻手指，好肉赤。

多隻香爐多隻鬼，索性連手指都省掉。開數個電郵信箱，每學科一個，把功課都當成電郵發給自己，到哪裡都用得着。山寨版的雲端科技，重點是，雲端不會忘記帶自己出街。

開始寫稿後，就想過是不是要故技重施。想想又不妥，如果我記得發電郵去備份，不如索性交稿給編輯。Drop box可以，但容量有限，掛一漏萬，每每最需要的，就偏偏不存在。

反而一直幻想，如果有個搖控，可以跨地域跨時區，操控家中電腦，隨時工作隨時存取隨時修改，超迷你不佔空間不佔重量，才是智能產品的終極目標。

聽說，科技是有的，只是未能蛻變成電腦白痴都懂得用的商品。誰想得出，就是下一個Bill Gates或Steve Jobs。不大鍾情智能手機的我，倒很期待一個全自動的雲端辦公室。

當大市場遇上小圈子

有錢人年年月月呼風喚雨，窮人分分秒秒同舟共濟。這就是繁華背後的香港。

工潮，不是第一次。但大纜扯不埋的人，都走出來支持，可算是近年首次。

到場聲援；派送物資；有錢捐錢。出手的都是普羅市民。窮人幫窮人，是敵慨同仇，也是物傷其類。

有錢人立於賺到盡的不敗之地，用霸王的氣勢，給你一個無敵理由：自由市場，有供有求。成皇敗寇，與人無尤。

我們從來都深信這一套的。相信得連阿媽教仔都會說，為甚麼你要當乞兒，因為你不好好讀書。於是，我們也慣性把所有的剝削，演繹成選擇自由。

但是，所謂選擇，或自由，真的存在嗎？至少，它們是同時存在的嗎？

一個地方，倘若政治封閉加上計劃經濟，你知道，千錯萬錯，矛頭指向政府就是了。因為，你根本無選擇。

反過來，若政制和市場都開放自由，仍然生靈塗炭，選民如你我都難辭其咎。因為，一切都是自由選擇。

極品的畸胎卻是：放任的市場，小圈子的政治。你有自由打工，但不能選擇至少夠開飯的工資。你有自由辭職，但不能選擇人道一點的工作環境。

因為，由談判權不被保障那一天起，由政策向地產商靠攏那一天起，剝削已是一份判上判合約的基調。在餓死與被剝削之間，你選擇得心甘情願，求仁得仁。

小圈子鞏固既得利益，而自由市場造就了空間，把既得利益無限放大。坐享其成的人，還在鎮日詠吟那些可歌可泣的香港故事。打工仔心知，是攞景抑或贈慶，數百萬集液成裘的捐款，就是同聲一哭的悲鳴。

 政治專制加上自由經濟，比起政經皆極權，分分鐘造就更多人心敗壞與不公義。中國，刻下就是走在這條道路上。不知不覺間，香港不日與之看齊。

後．迷

我的學生當中，也有一個「後榮迷」。

有一回，玩遊戲輸了，她被罰唱歌，一開口，竟是這一句：「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趕生命裡一分一秒……」

她唱得捨不得停，同學仔瞠目，我卻在心裡數算，十來歲的她，張國榮逝世那年是多少歲。

「Miss，原來你細個嗰時，香港有個歌星，好──靚──仔！」她閃着雙眼，像發現新大陸般跟我說。

不過，起初她並不是靠一張臉「發現」張國榮的。她連他俊或醜都不知道，只知每年愚人節，全世界都在悼念他。有啥好悼念？疑團發酵，某日好奇心驅使，從此打開了寶庫。

前迷，啟發了後迷去認識、理解、翻查、對照。不圖甚麼，只圖一個為甚麼。

而我懷疑，「後．迷」不是一群人，而是一種態度，而且不限於娛樂事業。

因為，曾經有位90後告訴我，某年六四，他在人群裡擠了兩小時，進不了場，翌年又來過。不到黃河心不死，只因為：「阿爸每年都講一次，好想知他為甚麼傷心成這個樣子。」

最近，00後的小學生又追着問，究竟SARS那年，香港發生了甚麼事，怎麼人人聞之色變。

我一廂情願相信，「後．迷」現象，是劃時代的。因為，我輩小時候，嫲嫲鎮日講「當年日本仔點點點」，我從未留心聽過。我也沒那麼神心追回父母的偶像的作品。刻下的年輕人，卻有這份鍥而不捨的魄力。

一個人、一件事、一段歷史。錯過的，要追回，追看的追、追究的追。後迷是是沈迷的迷，也是執迷的迷。而今天的時間觀，又被壓縮得特別短。

有學生在碼頭工潮中段，到了現場了解事情，她說，遲了幾天，錯過太多，要追回最初那個「為甚麼」。看見年輕人關於諸事的後迷，對照千萬年薪的九流公關，我知道，香港的希望，在哪裡。

不如我地重頭嚟過

梁朝偉說，張國榮逝世後不久，某天他誤按了電話號碼，另一端響起了熟悉的聲音：「Please leave a message，請留言。」

那一刻，梁朝偉說了句：「不如我地重頭嚟過。」

《繼續寵愛．十年．音樂會》一整晚的演出，都及不上這一句，說到你我他的心坎裡。這不單是《春光乍洩》裡何寶榮跟黎耀輝的對白，更是每個喜歡張國榮的人，心底裡千遍萬遍低迴過的說話。如果，一切都能回頭，多好。

不都是這樣說的麼？抑鬱症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。前行，後退。躍下，回望。決絕，留戀。一念之差，故事從此改寫。像拍戲倒帶般，按個掣，張國榮就從文華東方的24樓安然走回地面……

梁朝偉隔空問張國榮，你呢？如果你可以留言，又有甚麼，要跟我們說？

其實，我們都記得的。我們都記得在告別演唱會上，安歌時他這樣說：「我不是個貪心的人，我只希望，如果有人問你，八十年代香港有哪些歌手，你地『係咁咦』提下我，已經好夠。」

今日回想，這個要求，相對他的成就，何其悲微。陳凱歌說：「我們永遠失去了你，也永遠保有了你。」張國榮為自己選了一個傳奇的結局，也因着這個結局，我們更無法忘記他。

不知怎地，看着音樂會尾聲舞台上那張導演櫈，令我想起梅艷芳最後一次演唱會的婚紗。巨星殞落，留下未了願。梅艷芳一生都夢想高高興興出嫁，張國榮要當個出色的導演。最後，梅姐嫁了給舞台。而哥哥的心願，也只能在人手一盞的小燈火中，他自已的歌聲裡，透過影像合成，算是實現了。

十年了，想回顧，更想藉著回顧收拾心情。一邊緬懷一邊放下，談何容易。偶然情緒觸動，腦海裡冒出的，仍然是這一句：不如我地重頭來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