里數大減價

香港人，最不環保是哪方面？省水，省電，省紙，大都間中做得到。最省不了的，是搭飛機！

香港人，不去旅行會死。小女子也是長期瀕死生物之一。年前，迷上廉航。機票平過酒店？無天理，卻是事實。

廉航最適合無行李之人。平日相約逛街，姊妹們用卡娃兒小手袋，大長散如我，卻總是背着應付公事的龜殼背囊出入。難得放假，輪到姊妹們帶着巨型行李箱去血拚，我只帶一隻7kg可攜上機的小拖喼，穿州過省走天涯。手空空無一物，不搭廉航，豈不浪費？

近年，連廉航都放棄，轉玩里數。事關里數愈來愈易賺。銀行開戶、碌卡，甚至吃喝消費都可密食當三番。

里數公司宣布減價，短途豪劈1/3，唔玩你就笨。然而，等等，里數不但易儲了，還要升值了，有無 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？

事出必有因。廉航愈蓬勃，用里數換短途機票的人愈少。還未算里數公司的主要對手，也是出名抵換的短途王。常理推論：你不減價，誰來幫襯？反過來推論就是：本來就無客，減了價也無蝕底。

里數公司真正的競爭力，是長途、商務或頭等，一律大幅加價。壟斷戰場，顧客別無他選。里數富戶左度右度，最終還得乖乖傾囊兌換。

里數儲了又貶值，貶值了再儲，無限循環，才是生意之道。香港人不去旅行會死，做生意在商言商，一樣無死錯人。

哪兒來的幸福？

不知何故，在看《地厚天高》的時候，不住想起台灣電影《幸福路上》。

明明，兩者多麼不一樣。《地》是紀錄片，《幸》是動畫。《地》有歷性感，《幸》是小品風。《地》探討大是大非的政治，《幸》講芝麻綠豆生活小事。但是，兩者所牽動的情感困惑與無力感，卻同出一徹。

幸福路上，每個人都平凡如你我。上學被迫用國語，而不是母語閩南話。在家做聖誕掛飾幫補家計，就像香港人穿膠花。人人都說，吃檳榔的就是壞女人。課本說，蔣公是大好人。哪怕由蔣公到阿扁到小馬哥，日子都沒好過，台灣人依舊埋頭苦幹。

幸福路上找幸福，途上盡是不幸。賣雜貨的舊同學命喪於地震。插班女同學相信愛情，卻變了單親媽媽。搞學運的表哥流亡海外。父母辛勞一輩子晚年拾荒渡日。連主角小琪，終於到了美國追夢，第一眼看到的，是自己胼手胝足生產的聖誕掛飾，掛在他鄉的樹上點綴別國的繁華。幸福路上本無幸福，唯一的依靠，是自己想像出來的阿嬤顯靈，溫暖着疲憊的身軀，撐下去，再撐下去。

諷刺的是，光是這點，已夠香港人羨慕。至少，小琪最後仍然選擇回國、回家。她說，能夠回台灣跟老爸老媽以及腹中孩子開始新生活，已是最大的幸福。台灣人跟台灣，總是榮辱與共。對香港人來說，一個真心認同，情感歸屬的家與國，又在哪裡？

每個廢青內心都有一個理想青年

不知地厚天高的人，總是一往無前。思慮太多的人，總是不快樂。梁天琦是前者，也是後者。

在紀錄片《地厚天高》中，你看不到勇武擲磚，只看到亂世中尋找生命意義的年輕人，深不見底的迷惘。

徘徊於投入與抽離之間，他自嘲是「大學畢唔到業的廢青一夜間變成人民英雄」。要演活角色就要相信角色，他卻一早看破鎂光燈背後的虛妄。他清醒，所以不快樂。

與生俱來的政治魅力，令他立志改變世界。然後滿腔理想屢次跪低，簽署確認書、放棄港獨，漸漸變成自己曾經鄙視的政棍。一件污、兩件穢，許多人豁出去就是，但他不忘初心，所以不快樂。

大學時代打波一定要贏的他，相信歷史是由嬴家編寫的。但政治舞台比這更殘忍，仗未打嬴，人已變質。從政可以推動政策，可以分配利益，就是無法喚醒人心。

政治舞台的泥漿摔角，跟天琦的理想主義格格不入。當天琦說，如果無從政，他會「搵份hea工，夠食就算，唔儲錢唔買樓，只玩音樂」，不就是典型的廢青台詞？但你看到的，是廢青前傳——一個大男孩走到絕路的疲累。原來每個廢青，曾經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理想青年。

刻下，天琦面對最高可達十年的鐵窗生涯。他本來可以不回來的。但是，回來挺起胸堂找數，是一直思考「人生的意義」的他，對自己最忠誠的交待。願上天祝福這個真誠而充滿矛盾的大男孩。

摺埋通識科（下）

上回提及，文憑試通識科的合格率愈來愈高，學生的心態，也由認真思考演變為流水作業的填充式操作。

「兩個論點一個駁論再加引言和總結」的框架，但求塞滿，胡混過關。最明顯的問題，是大家徒然浪費時間操練，漠視內涵。更大的問題卻是，萬千莘莘學子，就真的以為：框架就等於通識。

此話何解？作答框架，每科都有。例如歷史科，總是要從經濟方面、社會方面、政治方面等等去作答。但我們都很清楚，這只是格式，不一定能夠盲目套用於真實歷史中。在真實的分析裡，也不一定是框架愈整齊分析愈獨到。

通識科呢？由於它就像空氣，無處不在卻也無以名狀，唯一「揸拿」，就是框架。潛移默化，變成了審視問題的金科玉律。

記得不下一次，當我在各大學教授「政府工AO/EO筆試/面試工作坊」，高材生們聽罷，呆了兩秒，問：「請問這個政策的兩個論點一個駁論是甚麼？」

「為甚麼一定要有兩個論點一個駁論？」「因為爭議都是這樣分析的。」我啼笑皆非。由文憑試到大學畢業，事隔四年，還記得框架的，肯定都是勤奮的學生。但他們卻因為迷信框架等於真理，而失去了最珍貴的洞察力和判斷力。

試想像老闆叫你分析沙士、金融海嘯、政改、雨傘運動⋯⋯ 政治，就如人生，所有爭拗與危機，都比兩個論點一個駁論複雜多了。

摺埋通識科（上）

通識科蘊釀改革，親者痛，仇者快。

利申，小女子是自由身通識老師。但也正因如此，經驗告訴我，摺埋通識科，未必是壞事。

摺，還是不摺，不能抽空討論。要問的是，通識科推行了這些年，學生對它都抱着甚麼心態？

早年，人人如臨大敵，不知胡蘆裡賣甚麼藥。近年，通識科合格率近九成，大部分DSE考生已不再緊張。

當合格由難過登天的最低要求，變成可望也可即的無要求，咱們也由填鴨式學習，惡化至填充式考試。

兩個論點一個駁論再加引言和總結——這框架，人人倒背如流。內容不重要，最緊要有個框。填滿這個框，已夠合格。一知半解也好，拾人牙慧也罷，東拼西湊，短話長說，總之，有個樣，萬事好商量。

徒具形式的遊戲，跟訓練批判思考的原意，早已背道而馳。我們不需要更多考試機器，我們希望孩子真心對世事好奇，培養鑽研的精神，提煉專屬自己的觀點。

要達到這目標，要麼提高通識科的要求，人人被迫精益求精。要麼將之變成選修科，讓有興趣的人自發精益求精。其他人嘛，鼓勵他們在別的科目中精益求精。因為，世事洞明皆通識。通識不是一個科目，而是無處不在的智慧，無奈跟填鴨教育產生結構性矛盾。

至於局方倡議把通識科二分為「合格」或「肥佬」，由它吧，孩子們刻下的心態，也差不了多少。

選擇的魔法

上回提及佐佐木圭一的《只靠靈感，永遠寫不出好文案》，當中還有一點，頗有啟發性：想別人「say yes」，很簡單，只要把所有問題，變作選擇題就行。

例如，邀約女生。你問，一起吃晚飯？若女生興趣一般，答應的機會也是一半一半。但是，如果你問，日式和西式餐廳，你喜歡哪一間，一起去吃？大部分女生，多數會二擇其一，你就得米。

又例如，老婆叫老公倒垃圾，老公無反應。但換個問法：今晚要倒垃圾和洗廁所，你想做哪一樣？老公大多拿拿臨處理相對輕鬆的倒垃圾。

這現象，意味着甚麼？佐佐木沒有明言。我大膽猜想，那是因為，大部分人都是用剔除法來生活的。我們習慣在有限的選擇中作選擇，而不會去想，其實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。

如何用於寫文案？佐佐木也沒說。但是，觸目所及，很多文案都是這樣寫的：你要衰老還是童顏？禿頭抑或髮再生？同一間酒店，高還是低的價錢？有時間，理財還是陪孩子……把開放式問題，收窄成局限式選擇，大部分人的本能反應，就是就範。

當然，你我都遇過，有些人天生極端理性，被問甚麼，答案都一樣。這種人，不容你去說服，反過來佩服、欣賞、尊重他們說一不二的性格就行了。畢竟，在隨波逐流的世界中，能堅持獨立思考的人不多。瀕臨絕種生物，請勿打擾，好好保育就是。

真•語言藝術

讀罷佐佐木圭一的《只靠靈感，永遠寫不出好文案》，未學會寫文案，先領悟何謂「真·語言藝術」。

正常人，每天總有十樣八樣大小事務有求於人。有些人，總是開口夾着脷。有些人，無往而不利。

佐佐木說，說話的藝術，可以把對方「say yes」的成功率，至少提升三成。我理解為，如果對方十五、十六，不知應否答應（即大部分人多數情況下的狀態），一句說話就把50:50的賭博，扭轉成八成的勝算。

方法之一，換角度。買衣服時，售貨員說：「對不起，只有這件現貨了。」你心想，賣剩蔗，人人都試穿過我才不要。但換個講法：「這件很好賣，都只剩一件了。」你忽然覺得，唔買就走寶。

方法之二，由對方的視點出發。宴客多剩食，勸大家別浪費，客人會有被迫吃的感覺。換個講法，多吃甚麼，可改善對方耿耿於懷的身體毛病，對方自然受落，舉箸吃清光。

方法之三，重視對手。求人幫忙，先加一句：「這事情，不問你，我也不知道該請教誰了。」你叫對方怎麼推？

「那豈不是講大話？」有人如此理解語言藝術。

佐佐木沒有討論這一點。我直線推論，如果說話的出發點，是利用甜言蜜語搵對方笨，當然是語言「偽」術。

但是，假若真心思利及人，就不是講大話了。然而良心和真誠，卻是比語言藝術難度更高的另一課題吧。

為何日本人不轉工

跟日本朋友聚舊，談起工作。

聞說近年日本興起打自由工，我以為根深蒂固的「終身僱用」傳統，快將淡出。豈料，朋友卻說，別傻了，天變地變，「終身僱用」始終是主旋律。

作為香港人，從來難以理解（遑論接受）終身僱用。永不炒魷，即是「做又36，唔做又36」，那還用努力嗎？

「但日本人總是很努力的。」朋友說。這個，我知，但不明白。別說人性本善，我不信的。

「若公司倒閉，你就永久失業。怎能鬆懈？」「公司倒閉，就另謀高就啊！」我想當然地說。朋友搖搖頭：「別的公司，一樣是所有人終身僱用。無人離職，哪來高就讓你謀？」

原來如此。當所有人都沒有離開的選擇，自會合力把身處的環境變好。同坐一條船，船在、人在；船亡、人亡。無船可跳，至少不要攬住一齊死。

「終身僱用」既是蘿蔔，也是棍子，鼓勵忠誠，也強迫忠誠。這樣的團隊，安定、投入、團結，生產力差不到哪兒。由起初因為無選擇所以留下，到後來賺大錢人人分一杯羹，誰還想離開？

把公司和員工的命運捆綁在一起，造就了匪夷所思的穩定性。對比香港轉工／裁員當食生菜的文化，簡直是兩個極端。

然而近年，連日本的年輕人都開始打自由工，因為就算簽下賣身契，都分享不到經濟成果。同樣道理，又能解釋香港人年輕人何以不安於室嗎？

時間銀行（下）

上回提及瑞士的「時間銀行」計劃。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，跟瑞士不遑多讓。安老院長期排長龍兼且人手不足，時間銀行又能幫得上忙嗎？

早前局長打鑼打鼓推動輸入外勞，與其假手外勞，我寧選時間銀行。自己人口自己救。重點是，一個人，打份工賺份糧，跟為自己打算，心態差天共地。

時間銀行，是自私與無私之間的平衡。一為神功，二為弟子。倘若蔚然成風，很多社會問題自當迎刃而解。

例如，基層學生無錢補習，只要願意先為學弟學妹義務補習，就可以儲時數，換取向學兄學姐求教。

又例如器官捐贈，無需強制，但先捐先得。已登記自願捐贈者，或曾經捐贈者，個人及其家人都可以優先輪候器官。

又例如，香港地，無飯夫妻多。誰誰誰哪一天有空，為街坊多煮幾份飯餐，輪到自己開OT的日子，就可以憑時數換取別人煮的飯。

這個概念的應用範圍，闊到你唔信……我可以一直寫下去……善意的施受與循環，既是共享經濟，復有規模經濟，何樂而不為？

有趣的是，如斯運作，怎麼好像很熟悉？不就是咸豐年代的「包伙食」？又或像昔日的「供會制度」，江湖救急，同舟共濟，有借有還，壓根兒就是另類銀行。

當年，生活質素更劣等，人文素質卻更上等。繞了好多個彎，原來今時今日我城的出路，就是回到good old days。

時間銀行（上）

早前，網上瘋傳「瑞士時間銀行」的概念。

人口老化，好得人驚。今時今日，長命百歲，不足為奇。60歲踏入老年，90歲後才是晚年，當中差三十年，等政府照顧，慘過等死。

瑞士發明了義工制度，讓參加者照顧長者，如煮飯、打掃、陪看醫生，甚至只是陪伴聊天等等。做義工的時數紀錄，會存入「時間銀行」。他日輪到自己有需要，可以反過來用時數交換服務。

招募義工，素來不易，有誘因就唔同講法。聞說計劃大受歡迎，國民爭相加入。此舉厲害之處，是利用人性的自私，去達致集體無私的結果。先施後受，先還後借。正所謂積穀防饑，積德防患。

而我思疑，時間銀行除了紓緩人口老化和照顧者不足的問題，更重要的副產品，是「年老教育」。

近年我們都愛講「生死教育」，卻無人關注「年老教育」。然而，死亡其實不可怕，兩腳一伸就撒手塵寰。但是，眼睜睜看着自己機能衰退，記憶錯亂，手腳遲鈍，諸事走下坡⋯⋯身體上、心理上如何適應，才是學問。

當義工，其實就是自我安老之預演。如何準備、如何籌謀，藉著協助別人來排練。面對人生最終回的風景，是困惑還是豁達，存乎一念，提煉最佳心理質素，他朝頤養天年。這個潛而默化的過程，就像坐上了「多啦A 夢」的時光機，回到未來，關愛年邁的自己。

黃牛

排四個鐘，撲個空，無緣捧子華場，但打死不買黃牛。

道理上，炒黃牛就等於地產商囤積居奇。生人霸死地，擠牙膏式放售，手段卑鄙，肯買就是共犯。

實際上，黃牛也不過是市場，有求才有價。人人都不買，黃牛就被逼回落至原價水平。原價出讓，多多貨我都接。

一生人不會有很多次，有衝動吼實開賣去撲飛。為子華，是第二次。第一次是梅艷芳的告別演唱會——告別人世演唱會。

還記得那天，在開售前半小時到達，排第十。前面九個人都是孤身前來，默默買一張票，頗有種列隊送別的傷感。真心，有些演出，有無人陪看，好等閒。沒有親身致敬躬鞠，後悔一世。

離開時回看，雖有人龍，但不至於打蛇餅。為甚麼當時買票較易？難道梅姐的號召力及不上子華？當然不是。只是當年我們仍活於一個正常的世界。今天嘛，套用子華神佳句，「唔黐線、唔正常」。

當然，更黐線的是，如此這般大日子，售票處只開一個櫃檯，話之你人龍在大街打蛇餅，隔離左右的保安都在投訴。

多開一些櫃位，或者派籌疏導人龍，都是輕而易舉的做法。但對着打份工的人，一樣是「唔黐線、唔正常」。

當日很多傳媒直撃開售情況，我好奇幹嗎無人報道各區買票輪候時間，就像報道公立醫院的各區輪候新症時間一樣。當全人類搏老命都買不到票，其實香港集體生病了。